本报讯(记者舒晋瑜)“在阅读危机四伏的当下，如果批评家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都是垃圾，那我们读什么?”近日在由《扬子江评论》举办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新走向”研讨会上，评论家吴义勤抛出问题。他的观点是，批评还是应该让更多的人喜欢文学。对作品好或坏的评价，与批评者水准无关。我们应该允许深刻的、尖锐的批评，也应允许对于作品的正面评论。这才是批评界最好的生态。
然而并非所有作家都能接受尖锐的批评。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亟须解决的问题是批评的真谛何在。评论家丁帆认为，作为学理性的批判，我们最缺乏的是对学术真理追求的勇气和真问题的探究。弘扬批评直面谬误的发现和指陈本是批评的常态，而这种常态却往往被斥为谩骂，显然是非正常的，所以《扬子江评论》主张文学批评激烈辩论之文章，惟此才能推动批评的正常发展。
最新一期的《扬子江评论》刊发了王彬彬对四位批评家的“批评之批评”。丁帆认为，这些文章虽见锋芒，却为学理性的文字，有理有据，击中批评时弊。或许在许多人看来只是一些枝节性的问题，但正是这些常识性的问题羁绊着文学批评的正常路径。“也有人以为此乃骂派批评，不足为取，然我却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之孱弱，根本原因就在其缺乏对错误的指陈，倘使多一些王教授式的批评文字，亦可以为中国文坛平添几分犀利与活气。”丁帆说，寻觅真问题，批判伪命题应为当下文学批评之要义。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解释说，之所以推出“批评之批评”，是因为文学批评越来越学院化，很多文学研究变成机械性、知识性的生产，看不到研究的热情，更感受不到研究者的心跳。“文学研究是人文研究，再学术化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阅读者应该从中感受到研究者的体温和心跳。”王彬彬说，大量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提出的都是伪问题，真问题往往被埋没或视而不见。比如谈长篇小说的前提应该是:是否人人都能写长篇小说?就像运动员，有些适合短跑，有些适合长跑，有些作家的个人气质并不适合写长篇。而目前文学界的状况是，各门类中突出小说，小说中突出长篇，以长篇小说作为衡量小说评价的标准尺度是荒谬的，契诃夫、鲁迅、沈从文、汪曾祺，去年获诺奖的门罗……短篇大家的例子能举出很多，所以我们也应该有勇气质疑长篇小说是时代的里程碑的说法。
作为《扬子江评论》的编委，王彬彬更注意到，目前理论批评有一种倾向:即是从宏大的理念出发，拿理论套作品，不经过心灵的过滤;好的批评应该是在作家作品阐释的基础上提炼出自己的理论，可以不是全新的，但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王彬彬还指出，因为有长篇崇拜的情结，所以缺乏汪曾祺式的一生苦心经营短篇的作家。另外，王彬彬提到，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新的史料的发掘和阐释，很多虽然已形成定论，但仍然粗糙且经不起推敲，对旧有史料的解读以及对旧论有颠覆、改写、修正或完善的研究尚比较欠缺。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说:“实际上写什么太重要了，应该是真的是有话要说再写作。”他认为当下最缺乏“白描式”的文学批评。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则认为“白描式批评”固然可贵，但不宜要求批评都是白描式，应该有多种多样的文学批评。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发现，文学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介入到人类的其它学科内部，并不断发挥其特有的、几乎是无可替代的作用。文学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地成为一种跨界论述的材料、证据或标准，是在于文学的精神内涵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知识谱系、经验谱系和想象谱系，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无法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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