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中国的管理学家

    刘源张院士在其近80岁高龄出版了自传体著作《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我读了许多遍。平实的文字，详尽的史实，深刻的思想，跌宕起伏的人生，深深地打动了我!刘先生在这部书中将他的质量生涯分为五个“十年”，可以说，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时代巨变的历史书，也是一部记录我国管理发展的经典之作。

    说它是一部历史书，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随着社会潮流的变迁所经历的历史过程。

    建国之初，刘源张抱着“忠孝两全”———为国为家的信念，拒绝了国外导师的挽留，回国投身于国家建设。那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他也由此开始了质量生涯的第一个十年;到了1966年文革，他被冠以“特务嫌疑”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达8年8个月，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而后被评为全国劳模，连续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96年年满70被要求退休，五年后，2001年却又被遴选为工程院院士而复出，先后获得国家和国际的各种奖项，最近又传来他获得了我国唯一的复旦管理学个人成就奖。

    刘先生在书中记录了他在秦城监狱中的所思所想。在监狱的审讯稍微放松后，他阅读了马克思的经典原著，用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精神对文革进行了评判，从而坚定了他回国后前十年开创的质量道路的信心。更可贵的是，他对前十年质量管理工作中的不成功之处乃至失败进行了“反思”，并如实地记录下来了。正是这样的“反思”使得他对于在中国如何推行质量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高屋建瓴的见解，从而为他出狱后“奋斗的十年”以及“开拓的十年”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正应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历史命运。特殊的命运让他得到了这样一个反思的机会，当然付出的代价也可怕地沉重。

    在《感恩录》中，我惊讶他的质量生涯总是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政切合得如此巧妙一致，以至于有人批判他是“溜须拍马”。实际上，这一方面源于刘先生从质量管理的专业视角对于这些方针政策的真心认同。如对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对于国家质量奖评选活动以及质量振兴纲要的制定等等都是刘先生基于对质量管理本质的认识而出自内心的认可，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他在监狱的反省中更总结为“走群众路线”，“领会领导的意图，摸清群众的情绪，选用科学方法”。这里，除了“选用科学方法”以外，他的这一总结似乎更像是政治口号。但是，在当时大背景下，这样的词汇更容易被社会接受，而且也确实反映了质量管理的本质要求。而他书中记录的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建议未被采纳，我们为此而扼腕，同时也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被社会意识挟持的无奈和悲哀。

    从这部书中还读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不同体制下，质量管理的不同“历史命运”。在唯领导是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质量管理搞得风生水起;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质量管理则在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轨道上行驶了:企业作为独立的经营者，以利益和经济效益为基本动力，政府的权威被弱化或分散了。于是急功近利，假冒伪劣。但是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经过一阵混乱，又使质量的重要性在新一轮层面上得到认可，而且显得更有生气和创新。因此我们可以坚信，刘先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取得的许多成果必然会被许多高明的企业家所吸收，而成为真正的中国原创的质量管理。而员工参与，质量团队，TQC，PDCA等更为准确和科学的新词汇已替代了“群众路线”这样一种笼统的口号。这些用词的变化体现了社会对质量管理内涵的更深刻、更全面的把握。

    中国似乎不缺经济学家，但能称得上管理学家的却极其罕见。这在国际上似乎也是如此，至少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然是经济学家，但能得到公认的管理学家却屈指可数，为什么?“管理是兴国之道”，管理是生产力，经济学和管理学无疑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

    刘先生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的“质量管理之父”，但是从刘先生这部书中记录的所思所为以及取得的成果看，他也完全有资格称为中国的管理学家。

    刘先生在国外的系统学习，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眼界。在他的质量生涯中横跨了许多不同的行业，从纺织到汽车;从机械制造到钢铁冶炼……，如此不同的工艺和产品他都能解决其中的质量问题。无疑他的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起到了关键作用，以至于一位国外学者称他为数学家。

    管理学的理论来自实践，其源头在现场。刘先生在这本书中详尽地记录了他在企业现场的实践活动。在秦城监狱，当审问他回国后的前十年到过几个工厂，他数了数居然有56家之多。例如他为发现“三个三”的产品检验方法而兴奋不已，把它视为我国质量管理工作者的创造。同时他把这些实际经验提升为理论发表在不同刊物上，起到了宣传和推广的效果。正是刘先生这些实践活动，创造了诸如连续40万件无废品这样的奇迹。这些活动难道不是一部生动的管理学著作吗?

    说刘先生有资格称为管理学家，还在于他所涉及的领域不止于质量管理。1990年他领衔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第一个重大项目，关于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他突破了生产率这一经济学的传统领地，把研究对象聚焦于劳动者主体，并落实到企业的各类定额制定上，进而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各种具体因素。显然，这是典型的管理学问题。此外他不盲目跟随国外的理论模型，而是立足于中国情景，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和理论，如全生产率模型，生产率是目的量和手段量之比等等，从而将传统生产率概念得到全新的推广。刘先生关于这一项目的成果专作即将出版。

    总之，这部书记录了我国时代的巨大演变，更记录了成为一个管理学家诞生和成长的历程，值得一读。它将能引发除了质量管理以外的更多思考，并对如何创建和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会有很大启示。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在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如同上世纪80年代日本管理风靡世界一样，中国的管理必将也会引起世界瞩目。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时代正呼唤更年轻的管理学家，努力吧，刘源张先生在这本书中记录的所思所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感恩录——我的质量生涯》，刘源张著，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