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我不喜欢凑热闹

    采访手记：93岁的吴小如先生今年3月获得年度“子曰”诗人奖。此次获奖的诗词刊发于《诗刊》的“子曰”增刊，评委会给这组作品的评价是：吴小如先生乃国学名家，学问精深，温厚儒雅，声誉卓著。他的诗词作品，历尽沧桑而愈见深邃，洞悉世事而愈见旷达，深刻地表现了饱经风雨的知识分子的人生感悟，展示了一位当代文人刚正不阿的风骨和节操。

    吴先生获奖不久，他的作品《莎斋诗剩》由作家出版出版社出版，吴先生托学生送我，同时捎来话，说报纸某处有个失误。我的心中涌出无限温暖和感动，立即心生再访吴先生的念头。

    5月7日，王瑶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王瑶先生的几位学生回忆老师的片断，让我的脑中不断联想到吴小如先生。比如赵园回忆和王瑶先生的师生情，说当年那种“干净”的感情越来越稀有了；比如钱理群说，王瑶先生概括当代知识分子有两句话很精辟，一是某些知识分子看起来很博学，其实是二道贩子；二是有些学者开始时做学问，之后成为社会活动家，学术不再是学术，先前的研究成为资本。王瑶先生还有一句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这句话把中国体制下的知识分子的尴尬表达得淋漓尽致。

    那一代人何其相似！吴小如先生认同古人所说“吉人词寡”。可他说：“有机会我还是要说。”“我最大的毛病是总爱看到文化领域中别人身上或文章里出现的缺点，而缺乏认真反思的自省功夫。”吴小如也因此被称为“学术警察”，对学界不良现象毫不留情：校点古籍书谬误百出，某些编辑师心自用地乱改文稿，知名学者缺乏常识信口胡说，学界抄袭成风……就在不久前，吴先生还打电话给《人民政协报》，指出里面张伯驹和丁至云有《四郎探母》剧中《坐宫》一折的剧照，写成了《打渔杀家》。他打电话给报纸编辑希望更正一下。此后却再无下文。

    现在吴先生还有力量去做“学术警察”吗？

    先生正坐在沙发上看书，见我进来，合上书页，我看见正是刚出版的《王蒙八十自述》。他觉得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相比，作家功力有些减弱。这种不客套、不虚伪、纯粹干净的批评，如赵园所说，在当下也已成稀缺。

    “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一日三餐，可是吃得很苦。”先生说，因为咽不下去，喝水又总是吐，总是有痰，吃饭成了难题。本来右腿和右手就不灵便，前两年摔了一跤，左腿骨折，至今腿里还有钢筋。如果保姆不在身边，他连电话都无法接听。

    从中学教师、大学助教到教授，吴小如先生的课一直十分“叫座”。因为他“嗓音洪亮、语言生动、板书漂亮。”（沈玉成《我所了解的吴小如先生》）。现在的吴先生，说话显然有些费力。

    即便如此，我提出拜访先生的要求，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我们之前见过，已是“老朋友”。我清楚地记得，上次见面，吴先生送我《吴小如手录宋词》时，用有些不听使唤的右手为我亲笔签名，并说：“认识了，就是有缘。”这种缘分，不掺杂任何功利的世俗，唯有真诚朴素的情感。    

    采访结束时，我提出想看看他的某本旧书。保姆和我一起扶起先生，搀到书房。他的身体真轻，似乎用一只手的力量可以轻轻托起，可是他移步如此艰难，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

    他在书橱前站定，先找椅子坐下来，让我打开橱门，挨摞书找寻。第四摞搬出来，他伸手一指，说：“在这儿。”拿出来一看，果然是。他亲自翻到我需要的那一部分，指给我看——先生眼力尚好，不需要戴花镜。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担心先生受累，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轻轻握别，目送我离开。

    吴小如先生曾在文章中评价自己：“惟我平生情性褊急易怒，且每以直言嫉恶贾祸，不能认真做到动心忍性、以仁厚之心对待横逆之来侵。”他待人真诚、刚正不阿，虽然饱受委屈，却一生坦荡，光明磊落，两袖清风。他以及像他这样的学人的存在，是对“稀缺”最大的补白。

    然而，他的晚景如此凄凉。1994年，他曾写文章《老年人的悲哀》感慨：“我是多么希望有个子女在身边替替我，使我稍苏喘息；更希望有一位有共同语言的中青年学生，来协助我整理旧作，完成我未遂的心愿啊！”然而，那时候的吴先生，因为夫人患病，他本人也曾因脑病猝发而靠药物维持，面对的现实仍是每天买菜、跑医院、办杂务和担负那位每天上门工作两小时的小保姆所不能胜任的工作琐事。原来的读书、写书以及准备在退休后认真钻研一两个学术课题的梦想一概放弃，他感觉自己“逐步在垂死挣扎，形神交惫而力不从心。”

    如今，20年的岁月又已悄然流淌。

    我笑着冲他摆手，转身却涌出泪来。

    又记：12日上午，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青年教师张一帆电话，告知吴先生11日晚19时40分辞世。张一帆说，他10日接到吴先生电话，得知先生已看完我的文章，其中有些错误需请一帆帮忙修改。11日上午，张一帆赶到吴先生家里，才知道先生感觉不舒服，要去医院看看。先生把文章中需要修改之处和张一帆交待之后，取了病历、钱包等，由学生送往医院。那是张一帆见吴先生的最后一面。

    11日下午，吴先生从医院返回时，还想告诉在上海的小儿子吴煜，不必到北京来看他。到了傍晚支撑不住，还是给吴煜打了电话，说：“这次我怕是好不了了。”

    “这篇文章，是吴先生去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也是他最后亲自审定的文章。”张一帆说，遗憾的是，吴先生没来得及再看一遍，更没等到这篇文章见报。

    12日，我再次赶到北大中关园，通往43号楼短短的几十米路，走得沉重而缓慢；陆续遇见前来送别的亲朋好友，脸上写满悲伤。“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吴煜说，这是父亲生前的交待。

    在接待我的那间卧室，先生常坐的沙发上堆放着整齐叠放的衣物。 

    张一帆说， 吴老曾讲过与其先君有关的一个故事：吴玉老壮年时，双臂有力，可将幼时的同宝（小如）、同宾（少如）兄弟抱在手中同时抛向空中后再稳稳接住，小兄弟俩对此不以为惧，反而特别高兴，因而小如先生与其父掰手腕一辈子没有赢过；吴玉老临终时，年过花：甲的小如先生为了博老人一笑，再次提出掰腕子，其时老先生手腕早已无力，小如先生装作再次输给老先生，意思是：您还是那么有劲。小如先生后来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说假话。

    父亲曾说他不是写诗的材料。因为他写的古诗，一首中用了三个韵脚。父亲说这不是诗，连顺口溜都够不上。吴小如年轻气盛，心想：非做好不可。就凭着这股劲儿，他最终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吴小如：从1944年开始写。我做诗，父亲说我不是写诗的材料，一首诗用了三个韵脚，说这不是诗，连顺口溜都够不上。我一气，心想非做好不可。

    可是到了晚年，父亲看见我做的诗，说：“你看你的诗像谁？”我说谁也不像。父亲说：“不对，你的诗像我。”可见我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并不自觉。我做诗也好，写字也好，父亲认为我都不够材料，我努力写字，努力做诗，父亲什么也不说。但是后来有人找父亲写字，父亲应付不过来，就把我找他批改的字送人，说：“这是我儿子写的字，你们拿去看吧！”

    我临帖从不临父亲的字。他的字功夫太深，临不好。可是我父亲最后认为我的字，最像他。这说明还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读书报：从“不够材料”，到得到父亲的认可，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吴小如：主要还是我努力，不是父亲强加于我的。从50年代起，父亲就不管我了。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一辈子有三个嗜好，一是做诗，二是看京戏，三是写字。这三个嗜好都受家庭影响。父母也喜欢看戏，看得很多，但他们不研究。我看得多，能唱，还研究，懂京戏的道理。

    读书报：是不是比别人付出得更多？

    吴小如：对。我在北大读书时，老师讲课写一大堆参考书，我都翻一遍。我听过俞平伯、废名、游国恩的课，他们讲诗时涉及的作家作品，我私下都看了，积累了很多材料。

    读书报：为什么会对诗歌有这么大的兴趣？

    吴小如：说不清。我父亲一生桃李满天下，但真正给自己的孩子一字一句讲授古书的机会并不多。记得我10岁左右，父亲早起上班，我早晨上小学，每天同在盥洗间内一面洗漱，一面由父亲口授唐诗绝句一首，集腋成裘，至今有不少诗还能背得出来。有兴趣就爱钻研，什么事都有成功的那一天。如果没有兴趣，打你骂你都不解决问题。我90岁时，上海电视台做了一个光盘，录了我吊嗓子的一段。很多人听了，认为我唱得不错，够得上字帖的水平了。其实我就是规规矩矩跟人学，学了以后自己唱着玩儿。天津的王端璞、韩慎先、王庾生，北京的张伯驹、贯大元、刘曾复，我主要是跟这几个人学。我的堂叔是票友，我也跟他学。

    读书报：您写了近70年诗歌，有什么体会？

    吴小如：有三条。一要有真实的感情，有实际的生活，诗写出来才有分量；二是不要老抄袭古人的东西。中国的旧诗太多了，难免有重复；三是现在做旧诗的人很多不懂格律，不按旧章程做，格律不讲究，认为七个字就是七言诗，五个字就是五言诗。第二条我也没做到。写诗的人太多了，难免就有跟古人撞车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苏东坡有一首五律：“马上续残梦”。后人就说，抄了唐朝诗人刘驾的诗，刘驾是不出名的，苏东坡也未必看得见刘驾的诗，我相信苏东坡不会在做诗的时候忽然间用了刘驾的诗，我想这不可能。

    读书报：唐诗宋词的高峰后人很难超越，在诗词创作上，是否就没有出路了？

    吴小如：晚明和晚清那一段时间，都出了不少诗人，比不了唐诗宋词，还是有希望的，不能说没有出路。清末民初就有四大词人：况周颐、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

    读书报：这次获得《诗刊》年度“子曰”诗人奖，您有什么感受？

    吴小如：纯属意外。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我不参加任何团体、集会，不喜欢掺合任何诗词协会、剧协、书法家协会。我不喜欢凑热闹。

    读书报：在这之前，您好像很少得奖？

    吴小如：我没得什么奖。《吴小如戏曲文录》70万字，获得“北京大学文化奖”，得了一万块钱奖金，全部买了书送人。这次得的奖金，一部分存起来，另外打算出版我的书法作品集。因为有喜爱的人已经搜集了，想要出版，因为没有资金，没印出来。一些出版社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读书报：除了旧体诗，您写新诗吗？

    吴小如：我不排斥新诗，穆旦的诗我就很喜欢，邵燕祥的诗我也看，看是看，我不写。我认为新诗比旧诗还难做。旧诗有框框，新诗没框框。可是从五四以来到现在，好像没出过什么好的新诗，没有能够让人背诵的诗。

    吴小如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重印多次，获“北大优秀教材”之誉。但是他却感到惭愧，因为萧伯纳有言“能者干，不能者教。”他之从梦想当作家而变成“摇唇鼓舌”的教书匠，“正说明我是一个无能之辈。”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书的？

    吴小如：从上学时就爱读《三国》、《水浒》、《说唐》、《七侠五义》，后来读神魔小说、谴责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新老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进了初中，读鲁迅、茅盾、老舍、冰心等作家的作品，后来读翻译小说。

    读书报：这些阅读对您后来做学问有怎样的影响？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钻研学术的？

    吴小如：做学问诚然必须读书，而读书却不等于做学问。从做学问的角度看，受朱经畲、俞平伯、游国恩三位老师影响最深。1938年我入高中，开始听朱经畲老师讲语文课，这才算沾上“学术”的边儿。朱老师从《诗经》、《楚辞》讲起，然后是先秦诸子，《左传》、《国策》、《史记》、《汉书》。我在课堂上知道了治《左传》要看《新学伪经考》和《刘向歆父子年谱》，读先秦诸子要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古史辨》。1939年天津大水，我侍先祖母避居北京，每天就钻进北京图书馆手抄了大量有关《诗经》的材料。到40年代，又因读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而勤搜有关“四书”的著作。考入北大中文系后，先后从俞平伯师受杜诗、周邦彦词，从游国恩师受《楚辞》，从废名师受陶诗、庾子山赋，从周祖谟师受《尔雅》，从吴晓铃师受戏曲史。每听一门课，便涉猎某一类专书。这使我扩大了学术视野。

    他一生钟爱讲坛。吴小如说，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杨宝森，都是在停止呼吸前不久才离开舞台的。他一生爱看戏，对这些艺术大师十分倾倒。从本心来说，只要自己干得动，决不轻易离开讲坛。但事实上，他离开了，离开得有些不舍，有些无奈，有些凄凉。

    读书报：您是怎么到的北京大学？

    吴小如：当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和国文系主任高名凯先生跟我没有私交，1951年，他们把我从天津调到燕京大学，待了一年。1952年院系调整，我留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好多事情，都是破例，讲师没有带研究生的，我就带过一个研究生。那时候我做讲师，我编的教材，印了几十万本，被美国好几个大学拿来做古汉语教材。夏志清在香港文学创刊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凡是搞中文的，都应该读读吴小如的《读书丛札》。

    读书报：后来为什么离开中文系？您在中文系待了那么久，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些不舍？

    吴小如：我当了28年讲师，1980年中文系第一次恢复评职称时，我直接从讲师当了教授，工资加了23块钱。文革结束，中文系党委开会，我的学生里有好几个是党员，他们透露说：“内定了你是‘秋后算账派’，对你不利。”在中文系，主要是人事问题。从1952年到1980年我在中文系，我的课最受欢迎，结果，学生告诉我，提升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提吴小如。

    中文系对我太不公平，没什么可留恋的。但是校领导不错，亲自登门道歉，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说，非走不可。

    读书报：离开后是不是还特别关注北大中文系？

    吴小如：老舍说过，我爱国，国不爱我。我关注北大有什么用？北大不关注我。但是遇到难题北大找我了。有一次台湾各个大学的研究生到北大来交流，他们找到我，给台湾学生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北大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吴小如。

    读书报：最近北大正举行纪念王瑶百年诞辰活动，您的文章中也写过王瑶。

    吴小如：我和王瑶在文革中是患难之交。文革时我也是挨批的对象。他从大房子搬出来换小房子，大书柜没地方搁，存在我家，落实政策才搬走。中关园的房子过去中间有广场，广场上有个乒乓球台，批斗时就站在乒乓球台斗王瑶。他有糖尿病，老得上厕所。我家离广场近，他就老来我家上厕所。他有两次受不了要自杀，都是我劝住了。

    “轻生”的念头，不光他有，连我都有——无缘无故被批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所以没死，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死罪过更大，说你畏罪自杀。我劝王瑶，运动早晚有结束的一天，总会真相大白，不能死，死了怪冤的；还有一次，他要轻生，我劝他，你可别死，没人替你喊冤，非得靠自己。我们俩是好朋友。后来他爱人碰到我，好几次向我表示感谢。平反后，多少次他替我抱不平，而且我写的文章他都爱看，也同意我的观点。

    读书报：王瑶先生文革中经历的事情，您都知道？

    吴小如：他很倒霉。保姆把一张报纸压在痰桶底下，正好上面有毛主席的像。保姆反咬一口说是王瑶干的。就为这一句话。王瑶的经历惨不忍睹。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我生病，从劳改大院出来保外就医，在家里写文章。一个礼拜天，王瑶从劳改大院出来，推开门一看我写文章，就说，你还在写文章，你看我！他把裤腿往上一撸，两腿全是伤。他告诉我，他是被人用铁丝在脖上挂个牌子，牌子上写着“我是王瑶，我该死！”见人挨个儿说。半夜三更他被叫起来打，怕他喊，往他嘴里塞上东西，捆在椅子上打他。

    王瑶故去后，北大出了一本怀念王瑶的集子，没找我。我有些不高兴，就自己写了一篇，发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正由于我那篇文章，国外才知道出了王瑶纪念文集。

    文革后王瑶收了不少研究生，作了不少贡献。但是他身后的评价不是太明显。文革后我和周一良先生来往很多，周先生去世前一天晚上，让儿子给他念的文章，就是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