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妇女旬刊》举办了名为“中国妇女应上那儿跑?离开家庭,去找职业?丢掉职业,回到家庭?”的征文活动,并自1935年1月1日第19卷第1号(总第631期)复兴号开始,分7期刊载了郁达夫、罗家伦、周作人、钱君匋、夏丏尊、孙福熙、徐悲鸿、赵景深、陈立夫、汪馥泉、杨堃等四十四位名人的回答。
开卷第一篇是郁达夫的,他说这“是一个现社会的大问题,断非短短的一篇小论所谈得了;上面的几句空话,也不过是过渡时代的一个补救策而已”。
罗家伦的回答最简洁:“家庭与职业,两者并不冲突;尊视社会组织如何调节之耳!”
周作人的回答最好玩,他说“一、一言难尽。二、中国妇女现有职业:甲、女官。乙、女工女仆。丙、妓女。丁、妻妾(丙+乙或丙+甲)。三、所以家庭也是职业。四、中国妇女没有上面地方可跑,正如男子亦没有地方可跑。五、所以一眼难尽。”
郁达夫的回答已编入《郁达夫全集》,周作人的回答也编入《周作人集外文》,而徐悲鸿、钱君匋、赵景深等绝大多数人的回答依然散落在旧期刊上,无人问津。
夏丏尊的刊于第19卷第1号,不见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初版的《夏丏尊年谱》,照录如下:
我以为这问题不能凭任何人的见解来决断,完全须由社会情况去决定。
在现在的社会情况中,妇女们对做家庭妇女或做职业妇女,自身也何尝有丝毫的选择自由?农村破产的结果,逼得许多妇女们弃了家庭向外面跑,有的做女工,有的做帮佣,有的做妓女……在外面碰壁了,又只好跑回破碎的家庭里来暂躲。大多数的中国妇女实际情形如此,我们决不能说她们留在家里好,跑向外面去不好。也决不能说她们跑向外面去好,留在家里不好。
至于极少数的摩登少奶少姐,她们在家里是少奶少姐,在办事的机关里是“花瓶”之类,似乎谈不到“家庭妇女”或“职业妇女”的名词上去。应该划出算的。
如果有一个妇女来问我:“我在家里过不下去了,预备跑到外面去找事做,你觉得怎样?”我将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好”。如果同时又有一个妇女来问我:“我在外面失业了,找不到事做,只好回到乡间去过苦日子,你觉得怎样?”我也将毫不迟疑地回答她说:“好”。
我不忍在严重的事实面前,轻率地发抒任何的戏论。
赵景深的刊于第19卷第一号,不见于赵易林编的《赵景深先生散篇目录》,照录如下:
我不是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对于这问题,只能略说我的直觉。
职业是凡人所应该有的。一个人应该为社会服务,无论男女。妇女也是人之一份,当然应该有其职业。
至于因了职业而妨碍了家庭,系瑞典石特林堡(Strindberg)所写的小说那样的情形,婴孩时常哭着要妈了,虽然有方法解决,解决后不致完全美满,总之不能解决其大部分的。
这是理知与情感的冲突。事象的变化万端,各人的情形又不同,如无实事为例,徒然立下理论,是不会讨论得周到的。
钱君匋的刊于第19卷第3号,不见于已出的钱君匋的各类书籍,照录如下:
妇女离开家庭,去找职业,或丢掉职业,回到家庭,这都不是妇女目前最切实的问题。我以为妇女界目前应跑的路,乃是取得妇女应有的地位与人格。在家庭,为男子生育孩子,处理琐碎的家务,或为男子消遣,这样地在家庭间,是妇女应该的吗?找职业,在办公室被视为“花瓶”,在商店被视为吸引顾客的“活招牌”等,这岂又是妇女职业的目的吗?
所以妇女应走的路是取得妇女应有的地位与人格,不是空言的解放与畸形的职业。虽取得妇女应有的地位与人格,当然要修养自己的学识与能力,使与男子的学识能力相等,夺回被男子侮辱的地位与人格。
至于怎样夺回妇女应有的地位与人格,说来话长,当非这短短的文字所能尽言的了!
徐悲鸿的刊于第19卷第7号,不见于王震编的《徐悲鸿年谱长编》,照录如下:
我有一句骑墙派的话,或者尊意竟不满足;惟鄙见对于妇女问题良心上之主张,实是如此,且写出应命。
人有天生的Temperament不能勉强;如有天才卓绝之人物,我决不愿意他守在家中去操井臼的无聊勾当。反之,有一种安分不好活动,生来天井的女子,他既长于料理家务,相夫教子,亦是他的天职与其义务。此两种性格苟免强她反其自然本能,必无效果。
不过我还得补足一句话,即是在家也好;出家也好;总须在生产方面着想。若女子完全不能生产,必不能挣扎得到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