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诞生于中世纪的英国?

    本报讯(记者王洪波)4月17日，由中华读书报和清华大学合办的“清风雅集”第六次书评会举行，聚焦的图书为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去年在中国出版并引发热烈关注的新书《现代世界的诞生》。该书提出，现代性几乎完全是英格兰的产物，并且，现代世界的出现并非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事情，而是要追溯到12、13世纪。麦克法兰的论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他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对中国有何启示?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对于麦克法兰断言的现代性主要起源于英国，与会学者均无异议。但是，英国的现代性真的如麦克法兰所说的那样早吗，多数人颇有怀疑。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认为，麦克法兰的观点“有些极端了”。“麦克法兰说中世纪英国的农奴其实不是农奴，因为他们只是对于主人是奴隶，对于主人以外的人都是自由人。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世界上还有农奴吗?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那些草民除了面对皇上以外，他也是自由的。最典型的是宦官，他当然是奴才，但离开皇帝身边，不但是自由人，而且还很蛮横呢。”秦晖认为，麦克法兰称英国在12、13世纪就是福利国家也令人怀疑。“另外，麦克法兰把英国近代早期的生产力水平估计得那么高，也难以实证。”

    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北成教授也认为，麦克法兰在此书中把自己的一些有价值的看法“推得过于极端了”。“这本书像是对英国历史文化的万花筒式的展示，这可能体现了是人类学家的风格。麦克法兰其实主要是一个人类学家，他不太注重时空的问题，他强调了英国历史的连续性，而无视其变化的一面。比如他讲13世纪的事情，却用18世纪或者19世纪某个人的言论来做证明。不注重时空变化，这是他非常大的一个弱点。”刘北成介绍说，说现代性大部分起源于英国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把现代性的全部源头都归于英国的观点则难以站得住脚。“虽然现代性只是产生于欧洲或英国，但是现代性能不能在其他地方被接受呢?如果说其他地方完全没有接受现代性的基础，那怎么可能接受现代性?世界其他地方都在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可能和现代性衔接的文化、制度因素，是有道理的。”

    英国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徐浩教授则对麦克法兰的观点给予了更多的支持。他介绍说，麦克法兰在学界并非孤军奋战，很多观点也不是他独力提出和坚持的。实际上，在西方学界，对于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连续性，大家已普遍认同。另外，麦克法兰的工作也是西方经济社会史“修正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落后的、野蛮的，这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中世纪的成就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例如哈佛大学教授伯尔曼的名著《法律与革命》将西方的法律传统视为11世纪末教皇革命的一个结果，认为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划分对欧洲后世的发展有重大的、积极的影响。讲现代性，不能像加州学派那样只看到GDP，很重要的还是政治法律制度。就此而言，中世纪非常重要。”徐浩认为，中世纪晚期，欧洲和英格兰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间阶级的出现，技术进步、城市化、货币化和专业化等一系列的结构性变迁，活跃的土地市场以及占人口1/3以上的工资劳动者的出现，等等，都表明中世纪与传统社会已渐行渐远。徐浩介绍说，英国学者戴尔有一本书叫《转型的时代》，已不再恪守马克思的观点，将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上溯到13世纪。“麦克法兰认为英国的转型在中世纪已经完成有些极端，他将英国与西欧其他国家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也有问题，但可以说，他1978年发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时，也许还是学界一个孤独的‘异教徒’，今天则已是主流史学界的同路人了。”

    麦克法兰对现代性的定义是与会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麦克法兰将现代性的要素概括为五点，强调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领域的彻底分立等等。大家认为这些论述对中国是很有启发性的。“其实我们可以给出更简明的定义，包括三点:一是经济上发展市场经济;二是思想文化层面追求理性化，而理性化的最高层次就是科学化;三是政治上强调法治，最后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五四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国家的出路在于民主和科学，道理正在于此。”清华大学历史系张绪山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