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于脚注

    随着新文化史的流行，史学家近十几年来逐渐将关注点转向了热奈特所说的“副文本”（paratext），也就是与正文文本相关的附带信息，其中包括标题、副标题、序言、题记、致谢语、宣传广告，构成了“一个过渡与交流的区域”。脚注作为一种“副文本”，同样得到了某些学者的关注，例如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1941年）中谈到“历史的考证”时就指出，“有关脚注的大论争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因为实证主义的兴起，它在19世纪尤其有市场。布洛赫对脚注的认识是在反思历史写作之后得出的，侧重于说明脚注标明资料来源这一点，饱含对实证主义史家的敬重。

    同样作为欧洲近代早期的研究者，格拉夫敦的《脚注趣史》（以下简称《脚注》）用幽默的笔调系统地考察了脚注作为现代历史学术基础的演变过程，甚至不乏对当代史学思潮和实践的反思。

    《脚注》考察了史学研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不同结构，叙述了历史学家处理资料的诸多方法。对于现代史学工作者来说，脚注成为了这个行当里的家法，是学科规范的重要标识。17世纪，脚注成为了戏仿的对象。18世纪，它是对正文的反讽，或者表明资料来源的真实性。皮埃尔·培尔以历史学家和评注者两种身份写作，以评注的模式“增强了他考证错误的力量”，运用这种模式当然也蕴含了躲避审查的动机，展现了“寓意于物”的志趣。当时的反面例子是像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歇尔那样，大量使用脚注却不对资料加以批判性检查，更加相信古代人的证据，“隔着一层文字证言观看视觉证据”。19世纪，叙事和注释之间的张力达到高峰。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兰克的“一手资料”观念及其对档案的重视，显示出兰克在使用脚注上的不情愿。作者的结论之一在于叙事史学与分析史学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但首创之功劳并非归于兰克，而应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中去寻找，且将脚注标准化的时间定在1740年左右。

    近代西方学术史的写法有许多种，例如按时间顺序编排，或按国别分述，或以革命为专题形式来统串。《脚注》独辟蹊径，分析了评注、引证、旁批、补遗等在近代的发展，认为它们勾勒了现代脚注的基本轮廓，开启了一种新的学术史写作。《脚注》甚至引导了泽比（Chuck Zerby）撰写《魔鬼的细节》（The Devil’s Details，2002），后者将考察的范畴延伸到了文学领域，但没有像《脚注》那样展示出“博学而古怪”的方面。

    罗兰·巴特有多篇文章谈到历史写作的“现实效果”，认为19、20世纪的史学使用了脚注，为真实性奠定了必要前提，因而更有利于达到这种“效果”。当代法国史家普罗斯特在《历史学十二讲》中同样将参考注释与权威性结合起来，认为脚注有些二律背反的意味：它既确证文本所说的，因而免于论证权威，“又是科学性以及作者将知识展现出来的显眼标志”，像是在论证权威。《脚注》的结论与巴特、普罗斯特的看法相反，认为除了陈述可识别的史料，“脚注自身什么都不能保证”。这样，格拉夫敦又像是在和柯林武德对话：《历史的观念》就否认可以将脚注、索引等看做是科学史学中的证据。

    有些批评者认为，格拉夫敦没有回答脚注对学院之外的读者的影响。这种批评有失偏颇。《脚注》在多个层面上回应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就是试图帮助读者在感受过去的同时又理解“现在”。作者对兰克的认识发生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流行的年代，回应了将历史著作看做是文学产品的看法，认为不应将作为艺术的历史和作为科学的历史区分开来；历史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脚注是这种混合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格拉夫敦在谈到历史修辞时就认为，历史学不仅仅要像微观史家那样讲故事，而且要进行博学的研究，“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以两种相异的节奏”讲述故事。其次，作者以兰克强调的目击证人为例，侧面回答了如何重审大屠杀时期见证者的证词这一问题：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写作者也并非绝对可靠。可以看出，如果说《历史学家的技艺》反映了布洛赫试图挑战传统史学的实在论，倡导理解历史，那么《脚注》就是新时代里对客观性问题的回答：目击者的报告都是“试图说服读者相信某种个人理论”，“旁征博引并不带来严格的客观性”。脚注还教导我们“影响的焦虑”（哈罗德·布鲁姆语）何以可能：历史学家的文本是“现代学者、他们的先辈以及他们的研究对象一起参与对话”的结果，而非个人独白。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脚注反映了“这个行当的意识形态以及技术实践”。倘若将作者（author）定义为介入社会，那么史学工作者就不应该止于成为时代的脚注，而应该积极地回应时代，揭露、改变社会。

    哲学家将脚注视为一种世俗的迷信，格拉夫敦举了黑格尔反对脚注的例子为之论争。实际上，《脚注》中提到的詹姆士一世还处理了一场圣经翻译是否需要脚注的争论，最终以否定的答案告终。1603年的新版圣经译本就没有旁注，只有少许用十字架符号标示的注释，用以参考与文本类似的段落。而且，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注释中使用星号。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也反对脚注，例如米什莱。米什莱在写《法国革命史》时就不注明他参考的文献，认为这种注释会打断叙事的节奏，影响叙事的效果：“大革命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灵魂深处：之外，她没有别的纪念碑。”他认为自己所写的《法国革命史》比先前的其他版本更清晰。米什莱的做法与同样写革命的托洛茨基区别开来：《俄国革命史》（1930年）使用了大量脚注。这些例子提示我们，考虑否定脚注的那些意见将别有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脚注》尤其关注兰克。格拉夫敦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跟随莫米利亚诺在伦敦瓦尔堡研究所学习时的情景仍然“为之动容”，他的老师教他们读“中国年代记到古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再到当代历史理论”，兰克是其中的重要章节。莫米氏在1981年谈到海登·怀特《元史学》时就认为，史学实践者和史学理论家对待兰克分属两种态度，怀特将兰克看成是修辞学家有很大的误导性，低估了兰克寻求“新颖且可靠证据”的重要性。格拉夫敦在了解、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就兰克问题有着与他的老师不同的着力点，认为兰克的研究“不是对史学的发展史作全面而详实的描述”，很好地诠释了“影响的焦虑”。

    回到《脚注》的“副文本”上来。按照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的理论，文化生产场域中，每个作者、每种生产和产品形式都对应了一个地点，因此选择作品的出版地点非常重要。《脚注》在“其生产完全面向知识分子”的法国瑟伊出版社出版，保证了它“获得学术的成功”。其次，法文版的标题是《博学的悲剧起源：脚注的历史》，与英文版标题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有异。古希腊歌队（chorus）与悲剧的紧张关系一如正文与脚注的关联：悲剧从歌队中产生，歌队赋予悲剧内容，“内容和形式相互匹配”。且英文中的curious一词也不止于展现历史的“趣味”或娱乐功能，它更多地与权威、权力等相连，且有“异化”的涵义。再次，作者提到《脚注：从德图到兰克》“原文的稿本”是本书的基础。读者细心对比之后可以发现，除了论证结构不一致外，原文的结论是认为脚注是集体推动和个人努力的结果，以给历史写作提供明显的批评方式，与《脚注》的结论区别开来。最后是“脚注”。作者的注释囊括了丰富的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甚至还涉及中文文献，值得我们为之做脚注。例如，作者只提没有脚注的《弗雷德里希二世》，而不提坎托罗维奇充满脚注的另外一部名著《国王的两个身体》。《脚注》还较多地提到了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脚注。有意思的是，吉本著作的初版一如中文版《脚注》，用的也是尾注。吉本在大卫·休谟等人的鼓动下，才在第五卷中将注释移到页面底端，休谟则在1758年为自己之前出版的《英国史》没有旁注出参考文献这些“副文本”而表示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