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荣耀》:书写“惊魂岁月中的孩子”

    说实话，刚看到这部小说时，我有点怕看。因为从小看了太多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它们曾吸引我并影响我，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思路的演变，战争与儿童之间的悖论愈益明晰起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作品都写孩子给敌人带路，最后把敌人带进了包围圈?作家们真的那么不怕雷同吗?不，他们是没有办法。正如一位写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所说:“既然要孩子参加战争，要他们当英雄，他们就只有这点事可干。”现在仍有作家热衷于塑造千人一面的未成年的战争英雄，我对这类人工制品已无阅读兴趣。

    是的，战争不应该是孩子的事，可是战争来临了，在这样的时候，孩子们的真实的生活是怎样的?文学应如何表现这种特殊时期的孩子们?李东华的长篇新作《少年的荣耀》做出了很好的回答。这是以全新的观念描写战争与儿童的长篇，她写的不是“孩子的战争”，而是“战争中的孩子”，这是让文学回归生活的一次艰苦努力，是一次创造性、根本性的突破。

    小说写了抗日战争中山东乡间的几个孩子，展现了他们充满童趣生活，因为不在省城县城，战争原本离他们有一段距离，可是日本兵要到产盐区抢盐，沙良和沙吉的家就成了必经之路。他们的生活一下子变了，沙吉年轻的寡母遭汉奸和鬼子污辱，反抗时被枪杀，五岁的沙吉

    当时就睡在妈妈身边。沙良带堂弟沙吉逃到更偏远的村里，在这里还是遇到了鬼子和汉奸，还有那个老是想报复沙良的汉奸的儿子。就在处处充满危险的动荡岁月，孩子们得到了亲人和乡邻的保护，尤其是善良的守墓老人潘大爷和他的孙女潘阿在，像家人一样对待他们。他们在乡间找到了伙伴，找到了快乐，找到了亲情和友谊，这让我们看到了童年的坚韧、蓬勃的生命力;当然其中也有痛苦和误解——杀死沙吉妈妈的汉奸正是潘大爷的儿子、潘阿在的亲爹，沙良一直怀疑那个像亲姐姐一样的潘阿在会暗中告密。后来，为保护一个游击队伤员，潘大爷当着汉奸儿子的面，死在了鬼子的枪口下。仇恨在孩子们心里燃烧，他们尽自己的能力为抗日做事。小小的沙吉仿佛是最不懂事的，妈妈死的时候大家以为他睡着了，他有一把玩具锡枪一直藏在身边，这事谁也不知道，直到那个汉奸被抓住时，他忽然掏出那把玩具枪要向汉奸射击，这时人们才知道仇恨在这个幼儿的心里藏得有多深!小说没有把这几个小主角写成英雄，他们始终是平常的孩子，但通过他们，我们看到了战争对童年的伤害，也看到在战争摧残下，中国民间那人性的、正义的力量的生长，从而更坚信这样的民族永远不可能被征服、被压跨。

    令我惊喜的是，作品的突破不仅是在观念上，同样也体现在小说艺术上。这部长篇，是以一种非常厚实的、充满生活气息的笔墨向前推进的，作者不是在“写故事”，而是在“写生活”，她让我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充满细部的生活，故事的线索隐在其中，需要我们自己在阅读中梳理。这在儿童文学中相当难得，在当下通俗文学泛滥的时候更为难得。一般说，短篇和中篇，可以允许故事骨架外露，生活的质感在故事演进中逐步体现;而长篇，则须更加文学地展开生活本身(中国的话本或可除外，但到了《金瓶梅》与《红楼梦》，真正的长篇特点也显现出来了)。不过在儿童文学中，这样的厚实和“写生活”，却会成为双刃剑，因为儿童天生爱听故事，所以许多儿童长篇其实还是中篇的写法，评论界也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当然也有例外，秦文君的“小香咕”系列，我以为就是长篇的写法，而且很有吸引力，同样能调动儿童读者的兴趣。现在，李东华的长篇也用厚实的笔调铺陈战时的儿童生活，同样生动抓人，我看了开头，就再也放不下了。这是纯文学的胜利，也是坚持生活真实和善于把握童心童趣的胜利。

    作者还很年轻，抗战的生活理应离她很远，但她在好多年里一直缠着自己的父亲讲小时候的事，书中所写的都是发生在父亲家乡的往事。她已经沉入到那个年代的生活中去了，积累了大量当时的童谣、笑话、俗谚，也积累了无数民俗的、器物上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她懂得童心相通，她把自己关于童年的体验移用到当时，和对那一时代生活的把握溶为一体。小说中的儿童一个个生动活泼，他们的性格和命运牢牢扣住了读者的心。故事就在生活的细节下悄悄进展。作者更注重展示生活和人物，她在充满细部描写的生活场景中不断埋下一些伏笔。在通俗小说中，对这类伏笔常竭尽夸张之能事，唯恐读者看不见，以至故事凸显了，而生活的肌理与节奏却破坏了——这是对自己的笔墨和读者的能力缺乏信心的表现。作者则敢于不动声色地留下伏脉，以让小读者自己在沉潜的文学体验中悟出前后联系，这就如同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会忽然悟出一些隐秘的联系一样，这种发现的乐趣，以及那乐趣中所隐含的启示，还有这启示引发的联想，会带来无尽的充实感。

    故事开头所提到的小锡枪，除了在开头两章有浓笔重墨的渲染外，到后面就再也不提起了;沙吉在母亲死后昏睡七八天，他对母亲的事到底知不知情没人了解，只知道他一直在悄悄想念妈妈，见到柳树会发呆(母亲姓柳);直到最后，沙吉看见那个汉奸时突然拔出锡枪，真可谓“伏脉千里”。中间的长长的断层，为最后的爆发增添了无穷的感染力。这和《哈利·波特》直到尾声才不经意似地透露了波特对以前的仇人斯内普的真实看法，多少有点异曲同工。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很多，如沙良曾在爸爸的对联中，认识了一个难写的“岫”字，后来看到伤员口袋里的信中有这字，联想到慧姐曾说过她的一个老师，立刻就把教师出身的游击队长、慧姐的爱人、瞎眼农妇的儿子全都串在了一起，他为自己的猜测和发现所激动，在他幼小的心里勾勒出了一个完整感人的故事。又如慧姐在乡村悄悄收集四脚犁耙，是那几个孩子帮她运走的，他们并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后来鬼子的汽车被炸，他们发现，车正是让这种犁耙挡了路，这才恍然大悟。潘大爷不顾伤员危急，说什么也要给他换衣服，又把衣服与刚入土的死者交换，孩子们都觉得这事做得太怪异;后来，鬼子来搜查伤员了，潘大爷说伤员已死，早已埋了，在挖出死者时，读者不得不为潘大爷的远见而感动……生活就是这样，它从不会把自己的奥秘大张旗鼓地展示，只有在事后，才有可能明白一点当初“风起青萍”的迹象。作者显然把握到了这种生活的奥秘，她也在帮助小读者体验并把握这样的奥秘。

    作家能从容自信地书写人生，其前提是要了解生活，懂得并热爱这柴米油盐的生活本身——这并不是一个很低的要求，一看许多作家的作品，就能知道他并不了解真实的生活。只有当作家对生活有了文学体验与文学描写的自信，才不会动辄凭借强悍故事来弥补或掩盖自己的不足。李东华的小说处处留有浓浓的人情味，虽是少年小说，却写出了人生复杂的况味。小说中的沙吉是战争的受难者，但作者十分在意地写下了沙吉的生世:人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因为他爸爸病死了，他是在妈妈怀孕十三个月时出生的。他从小受到的屈辱，他的母亲的性格和经历，一一牵挂着人们的心。这些显然不是闲笔，因为作者要写的本来就是生活。“孩子的战争”和“战争中的孩子”，在出发点和根本点上的不同，于此就清楚地体现了出来。书中所写的敌人，也不仅是“丑恶”概念的化身。汉奸的儿子同样是孩子，仍有他孩子气的一面;汉奸本人，也并非完全六亲不认。作者处处按生活真实下笔，有深度的感染力也大大增强。写法上的厚度导致了审美的厚度，读者获得了难以言表的审美的充实感。

    当然，小说在总体结构上还可以更匀称，中间部分安排得不够周密的地方也有一些，最后一章则写得过于匆忙，以致许多需要细细交代的内容没有很好展开。这是那些有重大突破的小说在初版时常常难免的不足。希望再版时作者能鼓其余勇，把作品修改得更完整，更精粹，使其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