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那一段飘逸的青春

    1994年7月6日，一份报纸，在北京的酷暑中，热辣出炉。她的诞生，那思想碰撞的文化情怀，那大江南北的文化骚动，那肆意挥洒的年少青春，在虎坊桥喷薄而出。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华读书报》，那是梁刚建和一群年轻人书写的青春幻曲。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一、缘起春意盎然时

    时值毕业求职时节。在老师的推荐下，1994年初春的某一天，我骑着单车，沐浴着京城早晨微凉的风，从人民大学到光明日报社拜见梁刚建先生。报社尚未上班，我在传达室等候。少顷，一位中年男人进入报社，门卫大爷说，他就是梁刚建。打过招呼之后，我跟他上到五层。在那间稍显陈旧的大办公室落座之后，他问到我的专业、籍贯、读过的书籍等，几分钟就“面试”完毕。最后他说：“我正在筹建《中华读书报》，你愿意来吗？”可能是出于对报社工作与生俱来的向往，我不假思索：“愿意。”

    就这么简单，我成了还在计划中的读书报的一员。尚未毕业的我，实习时也就是个打杂的，跑跑工商，办办发行广告证之类。也许报纸新创人手不够，自4月份一直到年底，我就做着这份新报的发行。

    我是要做记者的，这是我走进新闻单位的理想。但我学的是哲学，也没有修过新闻，一切从零开始。在做发行的7个月时间里，我反复阅读与书评和出版有关的书籍，深入揣摩《光明日报》重要新闻的笔法与章法，每天在从报社开往海淀的班车上，默默聆听并体会报社前辈所谈的业内趣闻，暗暗琢磨与新闻和书评有关的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3月，我去采访一个学术讨论会，虽然学者们谈兴甚浓，但我意兴阑珊。突然，哲学家李泽厚在前呼后拥下来到会场。他发言中的两点令我很兴奋：一是他在解读《论语》，一是他提到了90年代的文化复苏。会议结束后，我向李先生要了电话，在征求领导意见后，于第二天登门采访，写出了500字的新闻稿《李泽厚解注〈论语〉》。这篇小新闻，居然引起了某种“轰动”效应，数不清的报纸副刊或文艺版纷纷转发。这在相当程度上激励了我，立即将第二个题目《第二次“文化热”悄然升温》上报选题，并获得认可。在采访了邓正来、周国平、杨东平、刘梦溪等十几位知名学者后，写成的这篇2000字的新闻稿，发在一版，《读书》杂志随后转发。

    二、深耕书界话题中

    读书报是植根于出版界的报纸，这是一创刊就十分明确的定位。报社领导都建议我密切关注出版界动向，并以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

    新闻有时源自好奇。1995年3月，政协委员李汉秋著《新三字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发行了100万册，这条由《光明日报》刊出的两会新闻吸引了我。与此同时，广东教育版《新三字经》业已发行3000多万册，这两个差异极大的数字引起了我的好奇。经过对两个版本的内容、出版、宣传等诸多环节、几十位相关人员，从体制和观念上进行比较采访后，我写出了《在100万和3200万之间——京版〈新三字经〉发行不力的背后新闻》,经过编辑精心编改，2000多字的文章在一版刊出后，被两家出版社裁剪下来张贴于办公楼道里，亦在整个出版界引起了普遍关注。

    这是一个老牌出版社和地方新锐出版社激烈竞争的故事。依此思路，我申请采访老牌出版社——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人民、三联、商务、中华书局等。90年代是地方出版社大放异彩、突破瓶颈业务勃兴的时期，居于北京的老牌出版社则受观念、体制、编印发分割等困扰而积重难返。最后成稿的《老牌出版社，金字招牌分量还有多重》，成为当年北京出版界的热门话题。

    出版界的话题数不胜数。在1995—1999年间，经编辑建议或受领导指导，我陆续采写的《高校出版社，在定位尴尬中走向市场》《各地出版社京城抢占滩头》《近现代学术出版风乍起》《京版沪版谁领风骚》《科普读物：告别灌输时代》《图书策划：杰出的操作还是可疑的误导》《短篇小说沉入冬眠状态》等数十篇相关文章，引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

    出版是源头，书店是活水。二者相辅相成，方可构建繁荣的出版业态。除了关注出版外，对图书市场的关注，成为我获取业界选题的另一角度。《北大形成书店群落》《王府井书店一条街：神话还是现实》《京城书业向西郊倾斜》《各地兴起图书城热》《新华书店店名注册迫在眉睫》等数十篇文章，一时成为图书发行界津津乐道的焦点新闻。

    这些关于出版和发行的稿件，与报社其他同仁的文章一起，对于出版体制改革的呼唤，对于从业观念转变的期盼，成为业界的主流声音。读书报一跃成为出版界争相阅读的重要媒体，成为全国出版人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三、学术争论风乍起

    读书报显然并不纯粹走在析理出版的道路上，其在90年代的影响力，相当程度上源自对学术文化的关注。从1995年陈晓梅采写《〈三联生活周刊〉：在感觉错位中诞生》开始，这份报纸一直都与学术争鸣和文化争论息息相关。

    1995年，学者邓正来创办《中国书评》大型学术刊物，以“本土化”“规范化”等学术话题，引致学界巨大争论，文史哲、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许多领军人物牵涉其中。1995年，我在一版刊出学术评述性文章《重学术还是重思想：南北学人掀起笔战》，对学术认识和学术报道的不成熟，对学术问题把握的无力感和不严谨，在这篇文章中纤毫毕现，受到学界的质疑。

    及至1997年，我在一版再次发表学术文章《美学转型，转向何处时》，就鲜见质疑了，这篇文章经《新华文摘》转载后，在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引起诸多争论。

    无论质疑还是肯定，对于读书报来说，没有学术和文化的话题支撑，这份报纸的分量和影响力，就难以彰显。后来我写出《褒褒贬贬学术经纪人》《“集体作坊”编书 “近亲繁殖”治学》《以“后”为尚，食洋不化——关于新名词、新概念的一组说法》等十多篇学术话题文章，在学术界引发不少转载和争议。

    因为关注学术，我与赵汀阳、朱苏力、吴国盛、刘华杰、王伟、周国平、刘兵、何怀宏、邓正来等许多学者有了交往，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们有些成为我从事出版工作的良师益友，现在想来，十分感念。尤为值得纪念的是，在我主持读书报书评版期间，王小波先生每期写来一篇文章，对报纸的影响力提升很大。还记得他评论张抗抗的新书《赤彤丹朱》，以《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为标题，收到许多读者的反馈。这篇文章刊出的第二天傍晚，我去给他送报纸，我们在北京理工大学附近的一所小饭店喝了很多啤酒。没过几个月，一代才子王小波溘然长逝，留下了一卷卷文学经典，供后人膜拜。

    我在读书报工作的6年时间里，梁刚建、李春林、何才庆、陈晓梅、王小琪、祝晓风、赵武平等人，都对我有许多的鼓励和帮助，这些关心化作我青春年华中一个个美妙的音符，萦绕在我此后从事出版工作近15年的历程中，沉淀为某种永恒的纪念，在我生命深处，绽放着美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