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与北京

    人们在谈起伦敦时，常常喜欢引用塞缪尔·约翰逊两百多年前的一句名言：如果你厌倦了伦敦，就是厌倦了生活。的确，无论人们的文化背景或传统或现代，生活品位或高雅或大众，都可在伦敦找到属于自己的人情风貌，也许这就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真正魅力所在。20世纪30、40年代，当一个生长于古老华夏大地的文化人与这座城市相遇时，会有怎样的感受呢？这便是蒋彝的《伦敦画记》向我们呈现的内容。该画记最早出版于二战前夕的英国，包含《伦敦景色》和《伦敦生活》两部分。该书秉承了其画记的一贯传统，呈现给读者的“是中国观察家以艺术化而颇富诗意的方式重建了的伦敦” 。我在过去的两年间，曾数次与这座国际大都市谋面，近又重读《伦敦画记》，不仅体味出了作者所强调的英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共同点，而且由于时空移转，若将蒋彝当年在伦敦的感受与今日我生活在北京的感受结合起来，或更能体会出现代化对全人类都市生活影响的共通性。

    伦敦的雾

    20世纪上半叶的伦敦以“雾都”闻名于世。当时的大众杂志《笨趣》（Punch） 曾刊登过这样的诗：

    你如常来临，

    早晨我醒来时，

    你弄痛我的喉咙眼睛，

    我誓言生活是悲伤的错误。

    你在我发梢磨蹭，

    我畅通的肺叶堵住，

    我感觉你在我四周，

    我们独一无二伦敦的雾。

    你以忧伤裹住城市，

    我们几乎看不到街对面，

    你似乎穿透每个房间，

    混在每样我吃的东西里。

    我不太敢四处走动，

    只能像个木头傻坐，

    你让出门变成受罪，

    我们独一无二伦敦的雾。

    如果说这类小调充满了无奈的抱怨，那么伦敦报纸中也不乏幽默的抱怨，譬如《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在某个大雾天的头版头条用了这样的标题：“七个人走进河里”。报道说，许多人原本走在泰晤士河边，结果起了浓雾，有七个人于是失去方向，走进了河里。这样的报道总让蒋彝忍俊不禁。对于原先生活在江西九江的他来说，对自然升腾的雾本是极为喜爱的。在还没去伦敦时，他便听说了那里的雾，但从不相信那些话。直到抵达伦敦后，他才真正体验到城市里的浓雾。这儿的雾和他过去所知不同，不是纯白，而是黄黄灰灰，有时还带点黑。雾气触着脸上，不凉也不清新，人的鼻孔可以嗅到其中的烟味，感觉非常压抑。这让我也记起了两年前在爱丁堡的房东家里，女主人向我描述的当年她在伦敦烟雾中生活的景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她经常为了远离雾气而连续数天不出家门。

    身处今日北京的人们想必对上述描述都会感同身受。从2012年年末开始，冬日雾霾猛然成为困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主要问题。在新兴的微博等媒体上，我们也常看到富有幽默感的调侃与戏谑，而玩笑背后隐含的则是对环境问题的几分无奈与忧虑。作为一名中国传统山水画家，蒋彝看待这种恶劣环境时却又多了一层艺术与神秘气息，虽然有剑走偏锋的意味，但也未尝不是缓解这种铺天盖地的负面情绪的方式。他发现伦敦的雾给了他灵感，启发他用了中国人几世纪来大量运用的许多绘画技巧。中国山水画中，留白通常表示雾霭，而且，我们的大师有时会避免在前景中将建筑之类的东西画出来。他在仔细观察了伦敦的雾霭后，也开始尝试，并完成了在英国绘画界引发讨论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雾》等作品。另外，伦敦的雾对蒋彝来说也不只是宿敌，相反，那雾总刺激他想象着隐匿其间的生活。蒋彝觉得，想象人们在雾中做了哪些事，比实际看见还要有趣。在雾中，人们全成了良善的人，脸孔柔和，态度温和，贫富相仿，尽职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没有阶级或年龄之分。所以他觉得，在这世上，想象力可以彻底安慰人类的心灵。

    或许，我们也可在北京的雾霾天里换个思路，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没准一部有趣的文学作品便会在此刻萌生。当然，要说最大的安慰，还得靠对这种污染现象进行科学有效的治理，让人们在大都市里充分享受明丽的天空，并在自然升腾的雾霭中充分发挥想象力，一如今日的伦敦。对此问题，我曾经常与在英国学习环境问题的中国留学生展开讨论，并试着找出伦敦于50年代以后实现有效治理的简便可行的经验。其实说来说去，不外乎两点，即合理制定环境法规，并严格遵照执行。     

    伦敦的商业街

    在20世纪30年代繁忙的伦敦街头，蒋彝根本感觉不到春天的到来，因为所有建筑都紧紧挤在一起，连商店店员招呼顾客的用语也永远千篇一律。他常常觉得，春天总是先到牛津街和皮卡迪利圆环广场（Piccadilly Circus）报到后，才莅临其他街道，毕竟，女士的服饰已经成了风向标。牛津街上还有个景象告诉人们春天来了，那就是塞尔弗里奇百货（Selfridges）的橱窗装饰。只要来回在塞尔弗里奇百货的橱窗前走一遭，必能轻易知道，当时伦敦处于哪个季节。伦敦的百货店竟有这样的功能，也只有如蒋彝这样幽默而细心的体察者能道得出。而且，挤在牛津街上和人们一起购物的经历竟也是让他在圣诞期间觉得最好玩的事情。

    必须承认，当我初次于夜晚走在伦敦的繁华街头时，映入眼帘的是之前从未见过的炫目景象，至今还清晰记得环绕在每个人周围的那股欢闹的气息。百货商场的橱窗里摆放着过目难忘的精美商品，烹饪各色菜肴的饭店多以落地窗向路人展示着店内优雅的就餐环境，剧院门前张贴着新近上演剧目的巨幅海报，有的则靠门前霓虹灯放射的耀眼光芒引人注目，而酒吧门前更是被挤得水泄不通，音乐声与众人的谈笑声混杂在一起传向夜空。正是这种活跃喧闹，甚至有些光怪陆离的氛围，才吸引着无数肤色各异、语言多样的人们在鳞次栉比的建筑物里来往穿梭。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很多国人经济条件的极大改善，有更多的人选择走出国门到国外消费娱乐。在伦敦的主要商业街区内，我们便常常可以看到大肆采购各种名牌商品的中国游客，很多知名品牌店内都专门备有可用银联卡支付的刷卡机，有的甚至还雇有中文导购。而在今日北京的一些繁华商业街区，这些知名品牌也都不难寻觅，店里虽然不像伦敦的那样热闹，但也成为不少收入丰腴者显示品位与财富的场所。英国商品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恐怕在质量上乘的基础上，更有赖于品牌营销策略的成功，亦即一种消费文化的植入与渲染。据我粗浅的观察，在伦敦，这些高档产品面对的绝不是当地普通人，而是以吸引城市中的少数富人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购物者为主。作为显示社会地位与等级的名贵物品，其实也是展现英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伦敦是不折不扣的输出者，而北京则是来者不拒的引入者，这正显示出我们与真正国际化大都市的差距。

    伦敦的自然风物

    生活于伦敦的几年中，蒋彝从未见过那里的雪。他觉得伦敦的气候在此期间似乎出现了些变化。日夜不停嘈杂的车声早已消灭了“肃穆空气中的静寂”。活在每日生活重担下的伦敦人，满心困惑，睁着昏昏欲睡的眼睛，几乎不可能惊叹那炫目的白，即使伦敦街上还找得到这景色。况且，屋子里有收音机、谈笑声，壁炉里有烧火的声音，谁还在乎雪花“懒懒不断地飘落、飘落”？看来，作者抱怨的不止是难觅雪的踪迹，更在抱怨欣赏美丽雪景的心境的缺失。作者对未见冬日伦敦雪景的抱怨，倒让我猛然想起北京这个至今无雪的冬天。是不是每日被高科技环抱的我们，已经对周围的气候环境变化麻木不仁，或是只得在虚拟的媒介环境中得到慰藉呢？

    中国的诗人、画家极爱以月亮为创作题材，日常生活中，对月亮也特别爱恋。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写尽了月下酒兴起时的怅惘和孤独，苏东坡的“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则是对追求高洁品格的咏叹。作为对月夜怀有独特情结的中国传统文人，蒋彝颇感遗憾的观察到那时的伦敦时而有月，但要看到却很难，想好好欣赏更难。伦敦若非乌云密布就是阴雨蒙蒙，月亮很少有机会露脸。英文里，每逢母亲思念孩子，或女士思念爱人时，常常读得到这样的句子：“我在夜晚看着星星。”看来，她们没有月亮可看，只好看着星星。可即使是星星，也很少在伦敦的夜空出现。身处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他甚至怀疑伦敦人是否在乎见到月亮。与难觅雪景一样，都市人日日夜夜来来去去忙个不停，走在街上，站在街头，蒋彝总能感觉到四周烦躁不安的气氛。

    也许正因如此，我不但对伦敦的夜空，就连对整日生活的北京夜空景象也全然没有印象。正如蒋彝所说，即使月亮就在眼前，我们也从不停下脚步，欣赏她那宁静的美。或许，月亮宁可将脸藏在云里，或只微弱地发着光，毕竟无所不在的街灯早将大都市照得亮如白昼了；又或许，当我们偶有兴致，试图透过高楼中的一页窗子仰望夜空时，才发现视线早已被周围更加高大的建筑物遮蔽。而蒋彝当年抱怨的现代人的恶习也已传染给了我们：好逸恶劳，宁可开车，不愿走路，晚上不仅不出去走走，还为家里窗户挂上帘子，将晚风屏挡在外。“总是活在兴奋刺激中的人，不可能懂得欣赏清冷明朗的月亮。”

    伦敦的儿童

    蒋彝对伦敦的儿童很感兴趣，他发觉孩童之间的对话非常有趣。有一回，他在巴士上层坐在两名小女孩前方，几乎听到了她们说的每一句话。她们先讨论看过的电影、去过的地方，用字精确，语调清晰柔和。结束谈话前，其中一个人说：“那就是我近来做过的事了。”另一人接着回答：“我想我们很幸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不觉得吗？”蒋彝感叹道，如果他没在坐下前跟她们打过照面，一定会以为她们是两名成年人。此外，蒋彝回想起他自己年少时的经验，觉得伦敦小孩和父母长辈说话的方式经常会令他惊奇。好比，有时他会听到七八岁的男孩大声叫道：“爸，我不觉得你是对的。”这话说来合情合理，可第一回听到时，他还想，小男孩怎么可以这样和父亲说话。在尚未受现代文明影响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蒋彝那代人，从小被教育不能批评长辈，尤其不能批评自己的父母。在尊崇儒家思想的年代，年长的人自然而然应受到年轻人尊重。

    记得我在初到英国后不久参加的一场小型派对上，也遇到一位十二岁的男孩，他非常严肃认真地向我提出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不免让我一阵惊诧。当然，比起蒋彝当年的情形，今天的中国都市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已经多少有了些心理准备。为了适应现代文明的生活节奏和方式，人们的传统观念也在不断被打破。前些天当我乘坐北京地铁时，听到一名十岁左右的男孩与一名中年妇女讨论中午到底该去看哪部电影以及看电影时该买哪些食物，小男孩最常用的句式就是“我觉得”或“我想”，他以完全平等的语气和声调表达着自己的意愿，而且又因为说话时两人距离较远，竟然让我一时难以分辨两人的关系，直至快到站，男孩起身准备下车时叫了声“妈”，才打消了我的疑问。应当说，现如今我们的儿童在地位上确实比原来提高许多，而比起当年伦敦人对儿童的关心来，我们在硬件或物质条件上有些已经达到或者超越了他们的水平，但就软性环境来说还相距甚远。一如蒋彝所述，不只公园里、街道上看得到伦敦人对儿童的关怀，而且那座城市里还有很多原创性极高的儿童文学作家，特别是像创作了小熊维尼系列作品的米尔恩先生。而且，除了收音机上每天一小时的儿童广播节目，还有儿童动物园。学校经常下午不上课，让老师带着学生参观博物馆、美术馆。

    这无疑是真正有利于孩童身心健康、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关心方式，而要让生活在中国城市的儿童也享受到这样的生活，需要我们对人才以及生活的意义有更加多元的评判标准才行，以使教育理念不断更新，学生的成长环境也才会更加宽松。

    伦敦的书籍

    说到书，蒋彝对伦敦人怀有无限敬意。他当年留意到，大多数人走在街上时，腋下夹着书，他们还在巴士、火车、地铁内看书。他参观过许多朋友的房子，无论有钱没钱，几乎每个人都有个类似书房的房间。但是，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又让很多人抱怨没有多少时间读书。正如当年肯特公爵（the Duke of Kent）在皇家文学基金会第148届年度餐会上说的：我一向喜欢阅读，也一直觉得遗憾，现代生活剥夺了许多阅读的时间。蒋彝忍不住想问，如果现代生活无法令人享受这乐趣，那么现代生活有什么意义？

    除了没有时间读书，他还注意到当时伦敦出版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艺术正面临商业浪潮的鲸吞蚕食，出版商也感受到了这一危机。一名出版商朋友告诉蒋彝，其公司并不想不断地快速出版大量书籍，可市场却迫使他非这么做不可。另一个人则对他说，部分问题在于，如今大家买书当礼物，而非买来阅读。正因如此，出版商似乎极鼓励作者写些热门话题，完全当他们是为报社写稿的记者。而且出版商、作者、记者似乎连成了一气，共同设法满足读者对时事的强烈兴趣。

    与当年伦敦类似，如今在北京的公交、地铁中也不乏低头阅读的人群，不同的是，他们阅读的媒介早已变成了各类数字化媒介。与此同时，真正有时间和兴趣阅读纸质书籍的人数在逐年递减。我们现在尚无法完全判断这一改变的利弊，但原先阅读时的宁静感肯定是大不如前，而阅读后的深思熟虑也将变得愈发不易。浅层的感官愉悦会否真的代替深层的心灵体验？现代媒介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人类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当代人关注与思考的重要问题。

    近几年来，如同当年的英国，我国的出版界也在向商业化和市场化大踏步前进。这一趋势要求很多作家必须改变原先的写作风格，在题材的选取上也要更加紧扣时代脉搏。这必将营造出更加广阔的大众文化市场，通俗化也是势所必然。当然，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或粗制滥造化，它讲究的是深入浅出。一部好的通俗作品往往具有四两拨千斤的韵味。其实，不论市场化程度有多高，真正受欢迎的作品永远是那些符合人性需求、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的东西。

    蒋彝的《伦敦画记》以一名传统中国文化人的笔触，描摹了当时已被视为现代化大都市的伦敦的样貌。可以看出，半个多世纪前的伦敦在很多方面都与今日北京有相似性或共通性。我不得不说，当第一次从北京飞赴英国进行访学交流时，比起初到爱丁堡和牛津的感受，伦敦是最让我感到似曾相识的地方：宽阔而偶有起伏的马路、疾驰而过的车流、造型奇异的现代建筑以及似乎永不停息的人流，都让我忘却了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现代化与全球化带来的这种熟识感，无疑拉近了世界各地人们的距离，让彼此间的沟通不再无法跨越。但是，当对蒋彝笔下的伦敦与今日我所生活的北京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后，我们不禁会问，在走向大都市的发展征途上，是不是每一个后起之秀都必然要重复前者的道路？必须要应对前者出现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选项以尽量缓解类似“城市病”的发生？或许，我们可以偶尔脱掉那些现代化的框框，尝试在世界各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中汲取有益于人类更好前进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