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仅从女权角度去看《民国红粉》

    张耀杰的《民国红粉》(新星出版社2014年2月第一版)书写了22位民国女性，有的身份显赫，有的不甘平庸，有的寂寂无闻，有的际遇不凡……在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每一位都曾激起些许波澜、留下了或多或少的个人印记。作者在梳理人物命运的时候，引证了大量新发现的史料，佐以扎实严谨的考证，使全书呈现出客观、理性、清晰的整体风格。

    《民国红粉》秉承扎实严谨的行文风格，极少无谓煽情。可以看到书中偶尔因按捺不住流于笔端的态度倾向，隐晦含蕴的点滴评点，但作者刻意回避过于明显的臧否评价，这非常难得。

    作者说，书中22位红粉当中他写得最为正面的是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在描写张幼仪与徐志摩半生纠葛的同时，作者毫不客气地展览了徐志摩的“文人无行”:她去英国原以为可以重修学业，不料成了家庭主妇;她怀孕，他另有所爱叫她打胎，她不得不去投靠兄长;她刚生下第二个儿子，他托人送来离婚书信;刚达成离婚协议，他即发布通告，宣称“已经挣脱了黑暗的地狱”。这样一位忍辱负重的女子，深得夫家敬重，即使离婚仍被视为家人。徐志摩的身后事，包括遗作出版，都由她一手打理。书中引用梁实秋的评价:“她尽了她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令人尊重。”

    阮玲玉是作者不甚以为然的人物。阮玲玉的“人言可畏”引多少人一掬同情之泪，本书却告诉我们，阮玲玉是可怜，但并非只有可怜。她糊涂，轻率，脆弱，两度与人同居缔结非法婚姻。她自杀的直接原因除了家庭暴力，也有自己无法承担错误选择的因素。书中详细剖析了几位知名的现当代才女作家，包括庐隐、冯沅君、萧红、冰心还有吕碧城的生平经历、情感纠葛、人际聚合和人生结局。那时的知识女性，多有不安又无方向感的灵魂，既是天真的文艺女青年，又自以为是擎女性解放大旗，追求彼岸梦想的先知先觉。

    同样以新女性形象载入本书的，还有几位女权先驱，如“男权社会照妖镜”沈佩贞，“殉葬孤女”李超，“单边女权”刘清扬。即使放在更加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审视，她们都是较早觉醒的一批女性，然而历史还是男性的，社会还是男性的，对于女性如何争取自身权利，选择正确道路，可以说她们囿于当时环境虽有所争取却无路可走。所以命运也一直和她们开着玩笑，无真诚回报。

    围绕孙中山，书中在叙写继室宋庆龄、侧室陈粹芬的同时，带出了前室卢慕贞、外室大月薰及传奇偶遇;民国第一女官员刘一，死时无声无息，如沙粒回归尘土，“革命”于她只有那一刹那光辉。黎元洪的如夫人黎本危，完全一副开明女性姿态，开一时风气之先;“同盟会欧巴桑”何香凝，以女强人的守旧美德挺过无数惊涛骇浪，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最后的太后”隆裕，实乃清醒低调质朴女子，守护末代皇族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

    透过这些人物纷乱的命运，我似乎看到更多的红粉湮灭于那片历史的烟尘当中。

    《民国红粉》以男性视角写女性命运，首先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和“为什么写”。我想，无论写男性写女性，都得表现人性;无论男权，女权，首先要保证的还是人权。这是我们不能仅从女权角度去理解《民国红粉》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