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革命史”曙光初现

    烟毒之害，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的始终，而有愈演愈烈、后来居上之势。经过民国初年短暂的遏制之后，与军阀割据及政局长期动荡相应的，则是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对于禁毒的愈来愈力不从心。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暗中支持的烟毒走私先后在东北和华北呈泛滥之势，这种不诉诸于武装手段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其严重程度，学术界早已有深入的研究予以揭示。由于自身统治力量的局限以及尽量避免中日冲突升级的考量，国民政府对于日方毒化行径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甚至在国际禁毒议会上也忌惮明确地指名加以揭露。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地区的烟毒危害有增无已，而在这一地区频繁变换的统治力量则分别是日伪势力、阎锡山势力以及日益扩大地盘、壮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日伪采取明禁暗纵的策略不断扩大烟毒种植面积，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同时藉此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体魄与意志，更有甚者，以烟毒为诱饵笼络了不少亲日的民族败类作为汉奸。在抗日战争时期，如何肃清烟毒危害，增加粮食生产，扩大抗日军民力量，是摆在中共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难题之一。抗战胜利以后，在华北地区根基愈加稳固的中共，则面临如何进一步巩固抗战时期的禁毒成果，将其在乡村地区的优势地位加以巩固并扩大，争取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任务。

    最近二十多年来，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禁毒史方面似乎还颇有开拓的空间。肖红松教授在《近代河北烟毒与治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以后，调整研究范围，将时间段落锁定在中共力量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地域范围上则是扩展到整个华北地区。这样既保证了研究的连续性，又能在课题设计上突出学术前沿性。前人的研究之所以比较粗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料种类繁多而又相当分散，主要局限于勾稽根据地出版的几种宣传性报纸以及中共方面的文件和回忆录上的材料，必然是不可避免地作了宣传材料的汇集和注释。为了突破前人设置的框架，肖红松教授在资料范围上和分析视角上作了很多努力，使“新革命史”的观察视角初步得以显现，尽管得出的结论相对于陈旧的革命史著述，冲击力还不够强，但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已属难能可贵了。读完此书，印象最深刻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史实建构上脉络更为清晰，细节更为丰富；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共领导力量和根据地、解放区民众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单纯地从中共领导力量一面分析其政策如何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一种陈旧的革命史模式。

    作者之所以在史实建构上能够超越前人，首先得力于其扩大资料搜集范围的努力。除了搜集利用资料汇编65种、地方志与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20余种、报纸16种、文集与回忆录15种、研究专著180余种以外，最为可贵的是作者深入档案馆披阅第一手的、未经别人利用过的档案资料。作者的足迹所及，主要有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以及河北省的张家口和承德两家市级档案馆。为了凸显本书的资料发掘贡献，作者特意将从档案馆以及内部出版物中辑出的部分文献汇集为“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主要禁毒法规”，作为本书的附录。这个长达25页的附录将会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很多便利。作者并不讳言根据地和解放区不仅存在着严重的烟毒问题，因为历史遗留的毒害不是短短几年就可以肃清的，何况在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力量犬牙交错，此消彼长，中共革命方面也并不能建立一支专职的队伍全力对付烟毒；不仅如此，作者还依据文史资料和档案材料，以定量统计描述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解放区烟民的瘾龄、在人口中所占百分比以及烟民的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等方面作了具体而详细的叙述和分析。这些颇具社会史风格的叙述和分析注入到过去比较单纯的政治史架构里，使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结合成为可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全面的、立体的认识。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集中论述中共治理烟毒的组织机构安排和政策法规，尽管读起来不那么活泼生动，但其具体详实程度超越前人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本书中为第六章具体论述根据地、解放区治理烟毒活动提供了一个必要前提。没有组织机构和政策法规作铺垫，具体的禁种罂粟、禁运缉私和戒烟活动都将失去依托，显得孤立而空泛。

    作者的业师李金铮教授前些年曾大力呼吁不要忽视革命史的宏大主题，陷入鸡毛蒜皮的细节描述；但也要避免旧革命史“政策-效果”的单一叙述框架，为此要注意引入社会史的视角，将中共革命势力和乡村社会的互动过程予以详细的呈现。这种“新革命史”的呼吁在近代史学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具体研究中也已经有所进展。“新革命史”强调的是革命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本书的作者追随李金铮教授多年，在其“新革命史”的呼吁之下已经多少调整了研究视角并初显其魅力。但不能讳言的是作者的扩大资料范围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中共这一方面的（这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在华北地方社会史方面的努力还不够充分，一极略重而另一极略轻，这就使得“新革命史”的抱负不能很圆满地得到体现。

    总而言之，肖红松教授的这本新书在史实的丰富程度上有很大贡献，在华北地方社会史资料的发掘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何把政治史和社会史同等地重视起来，着力于揭示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而提出更新颖也更有冲击力的观点，则是个人以为肖教授可以考虑的一个思考的方向。作者是本乡本土的河北人，多年来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似乎也未超出这片养育他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期待他更加充实华北地方社会史资料，将其与中共革命史结合起来，更好地实现“新革命史”的学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