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之后，现实之上

    一

    正如副标题“我的文学人生”所示，这本《谈话录》有一半篇幅围绕王安忆的“成长”、“关节点”和“写作历程”。很多话题都很有意思，譬如她说到一些前辈的教养和精神生活；还有，她一开始就说“我自己觉得我比他们喜欢写”，到了最后，再次说到，“最大差别就是我比他们热爱写作”，这种对文学和写作的情感贯穿全书始终。它们都很重要，真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如本文标题所示，这里要说的是“传统”和“现实”——不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分别与这两者的关系。

    在T. 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之后，说到文学的传统，必须以这样的理解为前提：传统是一个动态的组合，一个不断调整着的结构。当然也不妨推进一步，文学史和文学传统的结构重组，也会带来文学之为文学本身，亦即文学概念和内涵的结构重组。从《诗经》、《离骚》到网络小说，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传统，也应作如是观。

    偏偏在如此漫长而且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传统之后，王安忆竟然说，曾经让她特别不满足的，不是后继无人，而是“没有继承，好像没有前辈”。这是多么大逆不道的话。好在她接着就作了解释：“我倒不是说一定要把我自己挂在这个传承上面，但有和没有大不一样，即便是要反抗，也有反抗的目标了。我很羡慕西方人他们有本《圣经》，有神和无神都有出处……有的时候你就需要找到这个三生石，其实就是一个传统，源头，背景，否则的话甚至你都会怀疑我为什么写小说。如果没有那么多好小说在前面放着，没有雨果、托尔斯泰的话，你想你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啦？是需要的，其实是需要的，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的反抗都是很没道理的，他没有什么可反抗的，他就这样反抗了，这很危险的，人没有一点敬意。对传统没有敬意，反抗也就缺乏严肃性。”

    原来如此。还有，王安忆之所以说“没有继承”，另有一个前提，就是她所秉持的小说概念是从西方来的：“我们现在中国人很喜欢讲我们中国小说的传统，《红楼梦》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现代小说，是从‘五四’以后的小说过来的，‘五四’小说的概念是西方的。”确实，一百多年来，三十多年来，中国现当代小说受惠于西方小说甚多——当然这是个笼统的说法，把俄、苏和南美也笼统进去了。“还有一个，就是西方小说比我们的资源多，它有戏剧的资源，有诗的资源，还有思想哲学的资源，我觉得它那个资源好像饱满一点。”全球化时代，奉行“拿来主义”，只要有眼光、有手段，全世界的资源都可以拿过来用；好莱坞和迪士尼就是这么干的，别人照样也可以这么干。这没有什么话可说的，JUST DO IT便是。可是，说到传统，好像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承认中国现当代小说受惠于西方小说，终究不好意思说接续了西方小说的传统，只能喟叹自家没有继承、没有前辈，没有自家的传统。

    然而，深究起来，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其一，恐怕也不在于好不好意思，而在于有没有能力，去接续人家的传统；盖因真正的接续，意味着保持，更意味着发展，至于接续的东西是不是自家祖宗传下来的，全无妨碍，正如中国接续了印度的佛教，将它发扬光大，也就尽可以大大方方认祖归宗，从来没有人觉得有任何不妥。其二，所谓文学传统，并不仅仅在于文学作品的积累和重组，更在于具体的、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阅读和传播过程；王安忆多次提到的那些经典小说，既然翻译成了中文，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也经过了几代中国读者、学者反复阅读和阐释，在某种意义上，业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其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不算太长，却也在二十世纪前后一百多年里经历了几个波澜起伏的发展阶段，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中国当代小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脱离这个传统；就算某个作家作品主要受到国外某个作家作品的影响或启发，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仍然应该归属于这个传统。其四，也不妨说一句无关痛痒的废话：即便是表面形态看来与当代小说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影响，亦如盐入水，其味可辨。

    总之，“没有继承，没有前辈”，与其说是一种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一种不自觉的主观态度——至于能力问题（不是对王安忆一个人，而是对整个当代中国小说而言），这里就不说了罢。

    换言之，与其说需要寻找一个传统和出处，不如说需要重新认识、整理已有的传统，至少使它轮廓分明，清晰可辨。接着艾略特的话来说，每一代写作者，置身于传统之后，都有必要自觉地重新建构传统；然后，反抗、颠覆，或者，继承、延续，都无不可。事实上，不管是继承、延续，还是反抗、颠覆，向来都是传统自身的一部分。只不过，就像王安忆说的，即便是在传统之后反抗这种传统，也要有一种敬意——至于什么样的敬意、怎么样去敬意，那是该由父母或师长来教导的，这里也不说了罢。

    再者，王安忆说的“没有继承，没有前辈”，带有自我批评的意思，同时也是——不如直接说吧，更主要是——对年轻人的批评。看得出来，她非常爱惜有写作才华的年轻人。她也为他们做过很多事情。而从任何一个意义上说，她都有资格，甚至有责任，对年轻的小说家们提出批评。

    年轻人叛逆、反抗，那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承认和敬意，也没有经过什么束缚和顺从，更不要说它们的积累，“他没有什么可反抗的，他就这样反抗了”。确实，这只能说是任性、无节制，发脾气、闹情绪。

    就算是这样吧，也不太严重。毕竟，这好像是年轻人的通病。相比之下，更让王安忆痛切于心、难以接受的是，有些人的写作“掉到现实以下去了”。

    二

    现实已经如此不堪，而有些人的写作完全沉沦于现实的沼泽。他们难以跟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所谓精神的高度；反正，就像自由落体运动，人性一旦开始往下掉落，就会有加速度，越来越快，遂不知伊于胡底矣。王安忆用一种少有的严厉说：“我有点怀疑，现在的小说家是故意的，是为了制造出惊心动魄的效果，就要把人给践踏一下。最差的作家是上来就践踏，践踏到底。有的时候我感到很心疼。”

    心疼又能怎么样呢？这是整个时代的问题。从1990年代开始，在钢筋铁骨般的现实面前，个人———即便是掌握权力和资本以及其他能量的个人——越来越无能为力。与之相应，在精神层面上，“躲避崇高”越来越深得人心。而且，这个时代标榜民主、平等，结果却是“现在人特别强调平凡的东西，特别强调普遍性的东西”；在生活之中，“你简直找不到一个精英”，这让王安忆深感失落，“我就看不到英雄了，我就看不到一个”。是的，他们顶多只能出现在电影里，而且必须带上很多人皆有之的共性（特别是人性的弱点，甚或接近于劣根性，为了让他们看起来跟常人一样），作为供人消费的梦想。相反，同样以雨果和托尔斯泰为例，王安忆说，“在古典作品里面一个低贱的人也有道德功课，也有精神高尚的任务。人受到苦难当然是不公平的，谁都不应该受到苦难。但是他也不能够堕落”。放在今天，这种“道德功课”只会受到怀疑和嘲讽，甚至来自某些知识分子。放眼看去，现如今几乎所有错误和罪恶，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似乎都是可以解释的、可以谅解的；甚至，没有羞耻，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只恨没有堕落的条件和机会。很多人的精神已经萎缩到了连基本的人格尊严都没有勇气去维护和支撑，非得要等到自己的基本的利益也受到了侵害才会抱怨几声。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现实，在小说中“把人给践踏一下”算得了什么呢？心疼又能怎么样呢？

    就算是这样吧，作为一个小说家，却也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落实在王安忆所理解的小说的技艺：“其实艺术家都是工匠，都是做活”，“工匠就是要做一个东西”；“小说应该是做的，一定要去做的，就是你一定不能和生活是一样的，这点我现在刚刚搞懂了，刚刚自觉地去做。它一定是做出来的东西，它绝对不是一个把生活原型照搬上去的东西”。王安忆特别强调小说的虚构，或者，虚构之于小说的不可或缺。“我们要做文学，我们要做什么呢？不是平凡的东西，而是要找一个不是常见的东西，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超出平凡的东西，这个东西蛮难找的。”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古老的文学理论，它历久而弥新；可以相信，王安忆说她“刚刚搞懂”，绝非故作谦虚状。同样的道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体会，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演绎。从技术上说，王安忆“刚刚搞懂”的，与文学艺术要“来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口头禅没有多少区别，但是，她所说的“在现实之上自行建构一个存在”，显然有着特定的指向，其要旨在于“现实之上”。

    虽则要“在现实之上自行建构一个存在”，却不等同于凌虚蹈空。在王安忆看来，小说家的虚构和想象应该遵从现实的逻辑，“必须遵守生活的纪律”。这还不算难。要让写作保持在现实之上，写作者要深入到现实之中，又不能在现实中纠缠太紧，最终还是免不了跟现实格格不入。这样横也不是、竖也不是，在别人看来近乎自找麻烦，却是写作者的必修课。王安忆说：“作家要有一种紧张度，如果你和现实太过于协调，太过于平和的话，我觉得就好像不行。”尽管作家会被视为时代的代言人，王安忆还是认定，作家“肯定是和他同时代人不一样的人”、“作家在他的时代总是孤独的”，这是作家的特征和“更本质的事实”。可是，眼下一些年轻的写作者，一边在作品中对现实极尽嘲讽，一边在现实中如鱼得水，还能打出各种旗号，显得很有道理，很自信的样子。对于这样的写作者，我除了佩服之外，实在无话可说。

    所谓“传统之后”和“现实之上”，大致如此。可以说，它们都是对小说，乃至对整个文学的一种定位。它们基本上都属于王安忆，我只是做了一点抄写和整理——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因为深表同意；其次，它们都还有推衍、拓展的余地，可以提供给文艺理论研究专家去做课题。

    三

    然而，这本书里也有我不敢苟同的。譬如，王安忆也写写散文，但是她坦言自己“从根本上不是很尊敬散文这种形式”，甚至觉得它是“和创作力无关”的“小道和偏道”，小说必须“有意义”而散文可以“没有意义”。如此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如此轻视散文，自有她的理由，张新颖也就只是微乎其微地表示了一点异议，分寸把握得再好不过了。然而，她的理由终究不够充分。这里不适合探讨这个问题，只是不妨提一句，施蛰存先生有个观点，大致是说，作家就应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能写一点，只会写一种文体，简直不足以称为作家，正如只会写一种字体，不足以称为书法家——之所以要提这个观点，也是因为深表同意。

    话说回来，王安忆热爱小说，不喜欢散文，这还真没什么。文论就是要独抒己见，甚至不妨独断。除非作为教材，似乎没有必要竭力保持稳妥、公允。谁会愿意看四平八稳的文论呢？只要不至于偏执，也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论断。一个人对自己真心热爱、近乎信仰的东西说得过头一点，又有什么妨碍呢？读过这本《谈话录》的人，都会被王安忆的“率性坦诚”（封底语）所打动，这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完全同意她的说法。

    无论如何也要再抄几句。从王安忆的言谈之中，可以知道，她所欣赏的是“人格都很有光彩”的作家。譬如，像汪曾祺那样，“有种行为艺术的人格”，“行为里面很有艺术感”；像陆文夫那样，“很能控制自己”，“绝不允许自己下滑”，有一种“自律性”；像张承志那样，会去“找一个东西来自律”，“很理性地选择了信仰”；像张炜那样，有“美好的情感”；像迟子建那样，有“美好的意境”，如此等等。还有，像冰心和宗璞那样，有“教养”，像她母亲那一代人和她自己那样，对自己是有一点“苛求”的。他们共同构成了王安忆所认同的传统。

    毫无疑问，她所敬仰和信奉的是：“古典作家，就像托尔斯泰，俄罗斯那批，他们有个好处，他们人道主义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真的同情你们，你们真的是很可怜，你们真的是可以解释的，你们所有的都是可以解释的，但是我不因为你们可怜那我就同意你们苟且，我们依然不能无耻，我不能和你们同流合污，我还是要批评你们。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崇高的，不放弃崇高的概念。”这里包含着王安忆对现实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上面这段话里的前面几个“我”是王安忆为托尔斯泰们代言，到了最后一个“我”，则是她自己站出来了。在今天，敢于这样站在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队列，还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这种勇气让文学在“传统之后”、“现实之上”有了充足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