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语是印度古代语言,一般说来包括吠陀梵语、史诗梵语和古典梵语。我们现在所说的梵语主要是指史诗梵语和古典梵语。
欧洲对印度古代语言和文献的研究兴起于18世纪。德国传教士汉克斯莱顿(J. Hanxleden)于18世纪初用拉丁语编写的《梵语语法》是欧洲人编写的第一部梵语语法。从那时起,欧洲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全面展开,逐渐形成一门国际性学问——印度学(Indolo-gy)。
19世纪欧洲印度学研究人才和成果迭出。在印度学的发展过程中,欧洲学者和印度学者也编纂了不少梵语词典,其中最重要的词典之一便是英国学者威廉斯(M. Williams)编纂的《梵英词典》(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威廉斯也是一位杰出的印度学学者。他著有《梵语基础语法》(1846)、《实用梵语语法》(1878)等,还编纂了一部《英梵词典》。
威廉斯编纂这部《梵英词典》起因于威尔逊。威尔逊早在1816年就已编纂了一部梵英词典。后来,他计划新编一部以两千个梵语词根为基干的梵英词典,已经做了初步的资料准备,并开始着手编写。但由于职务缠身,无暇完成。于是,他把所有资料交给威廉斯,建议后者完成这个任务。威廉斯从1851年起,间断地从事编纂这部词典的工作,而从1858年起,全力投入这项工作。1872年完成词典编纂,出版第一版。此后,他继续从事这部词典的增订工作,直至1899年完成增订版,出版了新一版。
威廉斯的这部词典贯彻有自己的编纂思想。他依据自己的比较语言学学养,注重印欧语言的同源性。因此,这部《梵英词典》的副标题是“特别参照同源的印欧语言作出词源学和文献学的编排”。
这部词典的另一个特点是收词量大,涵盖面广,语料采自吠陀文献、史诗和古典梵语的各种体裁的作品。第一版收词(包括单词和复合词)十二万个,增订版扩充至十八万个。除了收入通常的词汇外,也收入人名、地名和书名等专有名词,还有关于神话、文学、宗教和哲学中的一些术语的说明。
这样,这部梵英词典足以适应读者阅读梵语文献的一般需要。自它问世后的百多年来,对国际梵语学术事业作出的贡献真是不可估量。
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梵语并不陌生。印度佛教自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佛经翻译活动也随之开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时,正值大乘佛教兴起。大乘佛教适应现实的需要,修改佛陀要求佛教徒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语宣教的原始教导,开始普遍使用梵语宣教。因此,传入中国的佛经主要是大乘梵语佛经。在中国汉地,译经活动自东汉至宋代,历时千余年。同时,佛教自7世纪传入中国藏族地区,译经活动持续至17世纪,也历时千余年。佛教在印度本土于12世纪消亡,大量的梵语佛经也随之流失。而中国却以写本和雕版印刷的传承方式保存有卷帙浩繁的佛经汉译本和藏译本,堪称世界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这样,印度佛教在中国扎下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国文化,不可能缺失佛教这一部分。近代以来,随着印度学的兴起,学者们重视发掘佛经原典,先后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等地,尤其在中国西藏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梵语佛经抄本。这些抄本经过现代学者的整理和校勘,近两百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它们对于研究印度佛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利用这些梵语佛经校刊本,结合汉译或藏译佛经进行研究,先驱者是陈寅恪、汤用彤、季羡林、金克木和吕澂等。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运用这种方法研究汉传和藏传佛教文献,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有利于拓展中国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和佛经汉语的研究。
同时,结合汉译和藏译佛经进行研究,也有助于读解梵语佛经原典。因为佛教12世纪在印度本土消亡后,佛教学术在印度长期中断。对于现代印度和西方学者,梵语佛经的读解也是印度古代文献整理和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这也是国际佛教学者在编订梵语佛经校刊本时,重视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的原因。而在利用汉译和藏译佛经资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也是对国际佛教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鉴于上述的学术需求,中国学术界现在越来越重视培养梵语人才。新一代的梵语学者已经成长起来,还有更多的青年学子有志于学习和掌握梵语。因此,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主持影印出版威廉斯的《梵英词典》,可以说是正当其时。据悉,随着此项出版工作的开展,戴维斯和斯坦德的《巴利语—英语词典》、埃杰顿的《混合梵语语法与词典》等也将陆续影印出版。这些基础性的工具书,对于中国的梵语、巴利语佛经原典的解读与研究,定会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