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的报头题辞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我借花献佛,把这句话改得直白一些,用作标题,来祝贺《中华读书报》创刊20周年。不知从何时开始,“不读书”竟成了中国人的一大特征。对于仓颉、蔡伦和毕昇的祖国来说,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人本来是最爱读书的民族,“四大发明”中的两项便直接与书籍有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诗句,曾是全社会的价值取向。相传出于宋代帝王之手的《励学篇》说:“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那是统治者用功名利禄来诱导人们读书应举,有点居心不良。《聊斋志异》中的书痴郎玉柱果真从《汉书》中读出一个“姓颜字如玉”的美女,便是穷极无聊的蒲松龄上当受骗的证据。但是中国向有纯正的读书传统,比如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他既爱读六经,也爱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异书”,可见他的读书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堪称纯粹的读书。古人说“开卷有益”,他们早已意识到读书的巨大益处。读书可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比如《诗经》虽被认定为儒家的经典,但王夫之在《俟解》中指出阅读《诗经》可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可以超越“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的浑噩状态。又如《水浒传》只是一部小说,但金圣叹的评语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读书也可以增进人们的知识,启迪人们的智慧,朱熹的《观书有感》说得好:“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因如此,中国人一向喜爱读书,重视读书。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把上学叫作“读书”,也只有中国人把有文化的人称作“读书人”。连没有机会识字读书的穷苦大众,也有着敬惜字纸的良好习俗。可惜近代以来,世风大变。先是有人心怀鬼胎地鼓吹“书读得越多越反动”,阻止人们读书。后来又有商品经济的冲击和物质享受的诱惑,弄得人们无心读书。于是我们的读书风气越来越淡薄,终于到了不得不大声疾呼地倡导读书的时刻。《中华读书报》的创办,可谓应运而生,这其实就是对读书传统的深情呼唤。
古人“二十而冠”,创刊20周年的《中华读书报》已经长大成人了,它究竟办得如何呢?我是《中华读书报》的忠实读者,谨以读者的身份说点看法。我喜欢《中华读书报》的大部分内容,比如对新版图书的内容介绍,无论是序跋还是正文摘登,都能让我及时了解该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进而决定是否需要阅读全书。如今图书出版繁荣,新书层出不穷,又是良莠不齐,有《中华读书报》帮我先做一番选择,就省去了自行跑到书店去胡乱翻检的辛劳。又如对新版图书的评论,无论是就书论书还是旁及版本源流,都能增进我的知识,提高我的认识,即使一时无暇去阅读全书,也是获益匪浅。像最近刊登的关于达尔文《物种起源》各种版本之优劣的文章,就使我大长见识。此外,有些文章虽然并不针对某本图书,但无论是交流读书心得还是追述学界旧闻,也都益人心智。尤其是介绍优秀作者生平经历的文章,价值更大,因为那些作者都曾写过值得细读的好书。虽然钱锺书先生认为爱吃鸡蛋的人不必去认识产蛋的母鸡,但如果我们弄清楚该母鸡是在绿色的山野里任意乱跑还是关在笼子里奄奄一息,显然有利于判断鸡蛋自身的营养价值。同理,读者了解到作者的嘉言懿行后,也就能放心地阅读他们的作品。那么,《中华读书报》有没有缺点呢?当然也有,尤其是有些出版社的新书广告,不择精粗地虚言浮夸,王婆卖瓜,误导读者。还有一些关于出版社或出版人的文章,老是拿码洋来说事,未免让铜臭冲淡了书香。“读书报”不是“售书报”,最好不让此类内容占据太多篇幅。
我还想对《中华读书报》提一点建议。介绍新版图书固然重要,但是那些并未推出新版本的经典著作同样需要进行介绍和导读。虽说开卷有益,但各种书籍给读者带来的益处毕竟是不相等的。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当务之急应是提升大家阅读经典的兴趣。我最钦佩伊塔洛·卡尔维诺对经典的一系列定义中的两条:“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重温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可见经典确实是“旧书不厌百回读”(苏东坡语)的,况且现在还有不少人对经典素昧生平呢!然而经典的数量很多,每部经典的版本也很多,读者如何决定其主次先后呢?阅读经典还有一定的难度,读者又从哪里得到必要的指导呢?西方颇有这方面的书目类著作,像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大卫·丹比的《伟大的书》,相当权威地向现代读者推荐了一系列的经典著作。我们好像还没有类似的书。在尚未有人写出《东方正典》或《中国正典》的时候,先在报刊上逐本逐本地对经典进行介绍或导读是非常必要的,哪怕那些经典并未出现新的版本。《中华读书报》作为“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对此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