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母亲》译本的波折

    1929年10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部长篇小说《母亲》。小说还没有译完，故先以“第一部”付印。翻译者：沈端先。他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夏衍。

    这部作品的翻译，据夏衍回忆，由远因近因凑成。1925年，夏衍在日本留学期间，以一个工科大学生的身份，到日本九州著名的八幡制铁厂实习。可这位25岁的青年对未来还充满着艺术的想象。在先前一个时期对英国作家史蒂文森大感兴趣之后，在实习工厂隆隆的发电机旁，他又开始沉溺在几位俄罗斯著名大家的著作中：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经过一个暑假，他开始对这些作品不满足起来：“我对于那些软弱、懒散，而又充满哀愁的人物，渐渐地感到厌倦了……”此时，苏联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吸引了年轻的夏衍，他开始追觅介于两个时代之间的“俄罗斯人民的典型与性格”。他读到了高尔基——《夜店》《太阳儿》《母亲》……这些作品，尤其《母亲》，给他鼓舞，给他年轻的精神中注入热力。一年半后，因为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活动，夏衍被驱逐回国。在简单的行囊中，他还不忘带上了一部日译本《母亲》。

    回到国内，夏衍仍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工作。期间一段没有多少公开活动时，一位友人鼓励他，你应该翻译点书，这样可以有点收入。通过友人介绍，夏衍见到了开明书店的章锡琛及夏丏尊。他们给了夏衍一部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让他先翻译几章看看。译稿交出，看着翻译水平不错，开明书店让他将此书翻译完成。夏衍后来回忆：“这就是我靠翻译糊口的开始。”

    这部《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有二三十万字，夏衍每天翻译两千字。大约用了三四个月完成。一炮打响，接下来，翻译文稿便源源不断。再接下来一部是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也是数十万字的大部头。夏衍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译完。

    当时的翻译稿费，是千字2元。夏衍每天翻译两千字，持续不断。算下来，每月可有120元的译稿费。这笔收入，在文艺界的一群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

    既能从事翻译，还可以“意外”弄个富户当当，夏衍的翻译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1928年到1934年间，夏衍坚持了数年每天翻译两千字的成绩。并且，“我自己规定每天一清早起来翻译二千字，译完之后，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做别的工作。”

    有了翻译出版的机会，夏衍就希望按照自己的喜爱，翻译一些有兴趣，又有意义、价值的东西。老朋友钱杏邨（即阿英）也鼓励他翻译一点世界名著。这样，高尔基《母亲》的翻译便列上了日程。夏衍不通俄语，他当时用了自己从日本带回的村田春男译本和另一个日译本作翻译底本。翻译过程中，间或也参考英译本。当时一位早期留俄学生、作家蒋光慈与夏衍住楼上楼下，夏衍每翻译一章，就交蒋光慈用原文加以校对。

    当时大约一些书店还较缺乏好稿，夏衍的《母亲》翻译还没结束，就为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获得。该译本1929年10月出版第一部；1930年11月出版第二部。高尔基的作品，当时中国已有多种，可长篇小说《母亲》，这似乎还是第一次与国内读者会面。由于书中充满积极的革命性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母亲》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忱欢迎。这经过一年才先后出版的一、二两部，在不到一年时间，竟然再版两次。

    那么，对《母亲》译本，人们到底注目其中哪些内容呢？我们来看看当时读者的反映。文学家唐弢后来在为《夏衍剧作集》写的序言里宕开一笔，加附了一段对《母亲》阅读的回忆：“我最初读到夏衍同志的作品，还在他用沈端先署名的时候，读的不是他的创作，而是他翻译的小说——被称为世界第一部社会主义小说的高尔基的《母亲》。我们五六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电灯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当我们的朋友读到巴威尔在法庭上宣言：‘一个党人的我，除去党的处分之外，不承认任何的裁判……’五六双眼睛突然亮起来。我们的年轻朋友一手举书，一手挥拳，挺起胸脯站着，庄严得自己就像是巴威尔在法庭上演说一样：‘我们是革命家！直到地上消灭支配阶级和劳动阶级为止，我们永远是革命家！我们，对于你们非拥有不可的社会，坚决的开始斗争。对于你们和你们的社会，我们永远是不能和解的敌人。……’这说得多好，多坚定，多勇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心又是多么有力的鼓舞呀！”

    宣扬的是这样的革命内容，这部书的出版引起当局的注意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不久，《母亲》往外埠邮寄被禁止了。书店的发行人当然不希望如此，他们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封面出了问题。因为封面上画有鲜红的血迹，当时“红色”招忌。于是出版社将书的封面改成了淡蓝色，并乘势印制了第三版。但其实谁都知道，这并非仅仅是封面问题，而是内容，是唤起人们革命的积极内容犯了当局的忌讳。1931年，这部翻译作品《母亲》被明白地列入了禁书名单，通令全国禁止发行。当时，阅读禁书也是危险的。夏衍后来知道，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为看这部被禁的《母亲》而遭遇不幸。因阅读而致罪，这是一个正常社会里难以想象的。

    这之后三年，《母亲》译本在上海绝版。有幸的是，北方却出了一种偷印的翻版。这部偷印翻版，后来夏衍见到：印制“粗杂”。有热心的读者认为这侵犯了译者的著作权，希望夏衍加以追诉。当时夏衍因搞革命活动，自己根本不能轻易露面，不可能有出面追诉的自由；再者他以为，与其被禁，不若让偷印翻版来加以传播。思想、艺术并不因印制“粗杂”减色。到了1935年，出版社试着再度出版。当然，不能原样端出了：改书名，改译者名——书名成一个字《母》；译者“孙光瑞”。

    这样一来，《母亲》又得与读者见面了。当然，还很有局限，只能在几个大都市发行。为何改名之后才可以面世？夏衍后来解释：“当时禁止发行的方法很奇妙，除去禁止指令的某些著作之外，又常常将某个作者的作品不分性质地完全禁绝……”夏衍当时所用“沈端先”已经十分有名，有关当局已经知晓此人“左翼”，所以，“沈端先”就成了字形有些相仿的“孙光瑞”。

    抗战前后，夏衍已经不大用“沈端先”，更多用“夏衍”名世。但是，1935年再印译本时，仍用着《母》及“孙光瑞”的特别名字。夏衍后来说：“我不想改正它，让它这样也可以作为一个被污损被作践的纪念吧。”

    抗日战争中，这部《母亲》还印过两版。当时的桂林、重庆多地书坊都能见到。夏衍听书店的人说，这部书的销路一直不错，有时候竟然卖到一千元以上的高价，可见人们对该书的认同程度。知道这样的情形，作为译者的夏衍当然也是高兴的。他在1946年为“纪念革命大文豪高尔基七十八诞辰”写的《〈母亲〉在中国的命运》一文中，感慨不已：“我私自庆幸这样一种不足为训的重译本能够多少的把这本名著的影响和感动带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每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反射地感到惶恐，我不知道在过去十五年间，有多少青年单单为了爱读这本书而遭遇到了比沙皇更残暴的反动分子的迫害。抗战胜利之后的这本书的运命如何？我今天还不能想象，但是有一句话我可以傲言，要从这十五年间的中国青年人心中除掉这本书的影响，却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好的书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母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鼓舞了我们中国人，它已经成为禁不绝分不开的中国人民血肉中心灵中的构成部分了。”

    1949年后，《母亲》当然可以光明正当地印制，所以先后出版了多次。但是，这个译本是从日译本重译过来的，精确与否，还得通过俄文对照。全国解放，多方面人才集中，这个译本也就有了再次校正的可能。1950年，夏衍曾托请懂俄文的朋友校对过几个章节，发现了许多误译和译文不恰当的地方。到了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想出版该书。经夏衍同意，出版社特别约请了几位懂俄文，又有文学造诣的学人，依据苏联国立文艺书籍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高尔基三十卷集，对这个译本做了一次细致校订，最后夏衍又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润，于1955年9月出了堪称定本的新版《母亲》。

    新版出了精、平两种装帧本，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需要。当时还是竖行排列，加附有多幅苏联原版插图，就在今天看，纸张印制图片还算得上乘。该书出版，应该是顺应了时代风潮，所以销得极好。五个月间便三次印刷。

    该书新版，夏衍写了一篇“校订本后记”。其中对《母亲》的价值意义，作了符合当时时代的解读：“《母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范本，在今天，这已经是举世公认的事了，但是，这本书在1907年在《知识丛书》上发表的时候，曾经受到资产阶级和孟塞维克文艺批评家们的猛烈而恶毒的攻击。这些贵族老爷们从各种不同立场，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来骂倒这部小说和它的作者，有的说这是宣传而不是艺术，有的虚伪地流着鳄鱼的眼泪，说高尔基在创作方法上走入了歧途，一句话，就是他们一致的反对艺术配合政治，艺术为阶级斗争服务。这些人是真的艺术的保卫者么？绝对的不，使他们这样难受和生气的原因，不过是因为这本书对垂死的阶级作了‘准确的一击’而已。”这解读在当时是颇为正当合拍的，但在数十年后，经过了改革开放，新的思想解放之后读来，不免太过政治气息。艺术到底并非政治的婢女，政治也应当是以为全社会人民谋利益、为人类自身更健康发展为宗旨的公开透明活动。

    夏衍翻译高尔基的《母亲》，是时代的机缘。一部作品出世，便有了自己随时间起伏、不易为人左右之路。或被封杀，或精美问世，或更名改姓，或堂堂正正……时代变迁，隐然其中。这也许是人们喜欢读历史的一个缘由。历史的宛转绵延，给了我们诸多的生命启示。从一部书的运命变化中，我们亦可以充分体尝——例如这部《母亲》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