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
3月9日是乌克兰大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Tapac IIIebyehko,1814-1861)的二百周年诞辰,以首都基辅为中心,纪念活动遍及全国。
戈宝权:他太惨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2014年定为“谢甫琴科年”。
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十年前访乌时,曾现场背诵谢甫琴科的四行诗句。两年前,他又宣布将与乌克兰共同纪念谢甫琴科诞生二百周年。
但3月9日,普京不曾出面。这一天的基辅则变成了展示民族力量和力保国家统一的舞台,许多人聚集在诗人的塑像下,呼喊反普抗俄的口号。乌克兰代总统奥列山大·图尔奇诺夫对与会群众说:“我们是同一个国家,我们是同一个家庭,我们与我们的诗人塔拉斯并肩同在。”
塔拉斯·谢甫琴科乃乌克兰文学之父,被视为该国的莎士比亚,此时此刻,实乃民族独立和国家认同的最佳象征。
“谢甫琴科一生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戈宝权曾经写道,“他一共活了四十七岁,其中最初的二十四年过的是农奴生活,接着又是十年的流放,而其他的十三个所谓‘自由’的年头,则是在沙皇宪警的监视之下度过的。”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自传》中,谢甫琴科说:“我的生活的历史,组成了我的祖国的历史的一部分。”
《自传》以第三人称开篇如下:“塔拉斯·谢甫琴科,是农奴格利高里·谢甫琴科的儿子,于一八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俄历]生在基辅省兹维尼高罗德县基里洛夫卡村地主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恩格尔加特的领地上。”
谢甫琴科从小受到农奴爸爸和恶毒后妈的虐待,长到十二三岁,便“穿上宽大的灯笼裤”,被德国地主儿子收为室内小厮(“室内小厮制度的发明要归功于那些居住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一带的所谓文化传播者的波兰人”),后由画家勃留索夫为诗人茹科夫斯基造像拍卖,得款为他赎了身。他参加废奴组织,观点激进,遭人告发,被捕后处以流放,沙皇在判决书上御批:“严加监视,禁止写作和绘画。”但他充军期间写诗不止,秘藏于皮靴,遂有《靴筒诗抄》。
1857年,谢甫琴科流放归来,某次从阿斯特拉罕乘船前往尼日尼B诺夫哥罗德,在船长室的地板上发现一张揉皱的《俄国残废者报》,结果读到了洪秀全发表的将官吏称为“供屠宰的肥猪”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于是写道:“对于俄国的贵族们,我们是否很快也能够大声地讲出同样的话来呢?”
像托美思河的小癞子、柳溪镇的潘冬子或秀镇的保尔·柯察金一样,谢甫琴科骨子里很有一股子反抗精神。《自传》里讲到,小塔拉斯十来岁的时候,趁老师和朋友喝得烂醉,“这个供使唤的学童竟然毫无忌惮地剥光了师傅和恩人的裤子,狠狠地揍了一个痛快。泄尽了心里的仇恨……”
列宁:绝妙的宣传
谢甫琴科病逝后,沙皇严防群众游行,及至1914年百年诞辰,亦不许举办任何纪念活动。但列宁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利用禁止纪念谢甫琴科的事件来反对政府,是最好的、绝妙的、最顺利的和最成功的宣传方法,再也想不出比它更好的宣传方法来了……自从采取这种方法后,千百万‘庸人’都变成了自觉的公民,都深信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牢狱’这句名言是正确的了。”
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阿尔谢尼·亚采纽克干脆将塔拉斯·谢甫琴科奉为今年2月“欧罗马伊丹”运动的精神楷模。
“谢甫琴科是我们民族的象征,马伊丹也标志着我们民族身份的诞生。”一位只肯透露自己名叫尼娜、带着女儿的乌克兰妇女在基辅独立广场(即“马伊丹”)附近告诉路透社。
而在顿涅茨克等乌克兰东部城市,谢甫琴科的诞辰纪念继续伴随着两派群众的互殴。
但是,与其说谢甫琴科反俄国或反波兰,不如说他反沙皇,反农奴主,反独裁制度;与其说他呼吁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不如说他歌颂自由的乌克兰故乡。与其说他是国家的诗人,不如说他是人民的诗人。
戈宝权正是这样高声颂扬的:“谢甫琴科是属于人民的,他是人民的诗人,并且是无愧于人民诗人这个光荣的称号的!”
1845年12月25日,谢甫琴科在古城彼烈雅斯拉夫卧病时写下了后来被称为《遗嘱》的无题名诗,戈宝权翻译如下:
当我死了的时候,
把我在坟墓里深深地埋葬,
在那辽阔的草原中间,
在我亲爱的乌克兰故乡,
好让我看见一望无边的田野,
滚滚的第聂伯河,还有峭壁和悬崖;
好让我听见奔腾的河水
日日夜夜在喧吼流荡。
当河水把敌人的污血
从乌克兰冲向蔚蓝的海洋……
只有那时候,我才会离开
祖国的田野和山冈——
我要一直飞向
上帝所在的地方,
但在这样的日子到来以前,
我绝不会祈祷上苍。
把我埋葬以后,大家要一致奋起,
把奴役的锁链粉碎得精光
并且用敌人的污血
来浇灌自由的花朵。
在伟大的新家庭里,
在自由的新家庭里,
愿大家不要把我遗忘,
常用亲切温暖的话语将我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