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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出版拓展欧美市场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翻译人才短缺，关键是缺少有利于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全面走进英语世界的出版传播平台。因此，如何加大使用资本手段兼并或收购欧美英语世界的大众图书出版机构，支持或赞助欧美一些专业文学评论期刊、专业文学研究杂志，团结欧美英语世界的舆论领袖，打造中国文学的英语传播平台，才是迫在眉睫的关键之举。”
欧美地区通常是指欧洲、北美、澳洲等英语世界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个地区长期以来是世界文化的高地，有一整套基于西方社会制度、文化价值为核心的成熟文化体系，并向世界输出自己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消费的价值评判。在这样一个文化体系中，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传播现状究竟如何?
本文整理收集了1970年至2013年欧美英语世界出版中国当代文学译作比较有影响的59家出版机构，并以这些机构翻译出版的114部作品在全世界的图书馆收藏量为依据，对其传播影响力的形成作以研究和分析，希冀尽量清晰地勾画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英语世界翻译与传播的现状。
在欧美:中国当代文学30强
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世界获得关注，源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外文出版社组织翻译力量有计划地出版英文、法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主要面对欧美世界发行，并持续出版“熊猫丛书”，一直坚持到2001年。这种持续的主动对外传播逐渐获得欧美英语世界的关注，使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慢慢走进西方文坛。但为了更为清楚地发现欧美英语世界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本文特意扣除了中国外文局所属的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英文作品。本文数据来源为OCLC世界图书馆在线目录数据库，排名标准是最低收藏图书馆数为30家(约为2011年底OCLC数据库的会员图书馆数量23815家的千分之1.25)以上的译作。限于篇幅，本文只给出114部作品的前30名，列表附后。
被全世界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的114家作品的欧美出版机构，从面对读者群的分类上，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大学出版社为主，包含研究机构、期刊社在内的翻译出版，这类出版机构共有14家。这一类从事翻译出版活动的主体人群是欧美大学里的中国研究专家、教授和在中国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出生移居欧美世界的海外华裔学者，以学术研究为主，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译作属于中国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类大众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主要是为了获取出版商业利润，这部分出版机构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逐步增多，此次进入排行榜的出版机构数量为45家。正是这些商业出版机构，才使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中间，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但从表中数据来看，显然大学出版社、学术研究机构、期刊社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收藏图书馆数量要远远排在前面，在前5名中，都是大学社的作品，前10名中只有2家为大众图书出版机构。这样一个数据，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世界的地位仍然处在边缘化、小众化的格局之中，还尚未进入主流。但与过去相比，一些世界著名的大众图书出版机构开始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的名单上，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变化，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从大学校园、研究机构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正在逐步走进欧美世界的普通大众。
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当代文学
被全世界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的114家作品中，大学出版社共有11家上榜，另外1家是大学研究机构、2家期刊社，合计为14家，累计出版了39种中国当代文学译作，品种上占总比例的34%。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的翻译出版都属于以学术研究为主，是这些中国学研究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中学术研究活动的一部分。
在大学社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的品种最多，此次上榜的有11种;其次是夏威夷大学出版社4种，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东亚项目)、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分别是3种，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和香港大学出版社分别是2种，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分社、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杜克大学出版社分别是1种。这些大学出版社背后都有权威专业的中国研究机构。如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全球著名的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云集了全美国一流的中国学研究专家，以鲍大可(A. Doak Barnett)、黎安友等人最为有名。伯克利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以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魏斐德为代表，能够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大学出版社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选择，可以说是欧美英语世界接受中国文学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整个欧美大众图书市场，乃至于普通读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这个结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实:
第一是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早，因此所获得的影响力也最大，并因此成为整个欧美英语世界读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接受与欣赏的引领者。如在本表排名位列前5名的都是大学出版社，收藏量最大的一本是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书名为《倔强的草:文革后中国的流行文学及争议性作品》，收录了刘真、郑义、陈国凯、金彦华和王景全、白桦、蒋子龙、安东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当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整个社会引起很大争议性的在当时尚且没有明确结论的作品，堪称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第一波。这本书在海外出版几乎与国内同步，因此获得了欧美文坛的广泛关注，收藏图书馆家数达到988家，迄今35年过去了，这个记录一直没有被突破。排名第二位的是《20世纪中国小说》，出版时间为1971年，当时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尚没有结束。由著名学者夏志清编选，是最早按照“文学是人学”观念选编的一部当代文学作品选集，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高度的评价，翻译和收录了郁达夫、张爱玲、白先勇、沈从文、张天翼、钱锺书、聂华苓等较有影响的英语译作。收藏图书馆数量为984家，影响巨大。有评论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不亚于一次文学的革命，从这本书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进入西方高等院校。位列本表第三名的是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1996年翻译出版的古华的《贞女》，这部作品是古华短篇小说的合集，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较早关注中国妇女摆脱传统婚姻观念束缚、所产生内心矛盾与冲突的作品。纸介版收藏图书馆为284家，与之同时开发了互联网在线版，收藏图书馆家数为976家。
按照刘江铠博士的研究，欧美早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首先是当做“世界社会主义的文学”一部分来进行研究，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析，注重与苏联模式的比较、并从历史根源上探寻这一文学形态的形成发展过程。直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才开始逐步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拓展到历史、文化、语言研究等方面，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回归到纯粹从审美接受的角度去研究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本表中列举的114部书目似乎验证了刘江铠博士的结论。仅从书名就可以发现，无论1978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倔强的草:文革后中国的流行文学及争议性作品》，还是企鹅出版集团在2008年推出的《狼图腾》，似乎都带有政治意识形态视角或者一定文化历史视角。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就是大学出版社的风向标作用的发挥，赖以一大批欧美英语世界的中国研究专家、学者队伍，这些学者、专家的研究倾向决定了大学出版社的翻译与选择。由学者、出版社、杂志、大众书店，共同构成了接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接受屏幕。
进入上表的还有一家学术研究机构和两家期刊社，与大学出版社的翻译出版活动具有同样性质的。这三家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与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s,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简称RCT)、纽约读者文摘协会(Pleasantville, N.Y.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大西洋月刊社(Atlantic Monthly)。从数量上看，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与研究中心出版的众多作品中，上榜的数量有5种，分别是1988年出版的王安忆的《小城之恋》，收藏图书馆数量为164家，位列79位;1991年出版的《荒山之恋》收藏图书馆数量为162家，位列81名;1990年翻译出版了刘心武的《黑墙及其他》，收藏图书馆数量为158家，位列82名;1992年翻译出版的韩少功《归去来及其他》，收藏图书馆数量为132家，位列87名;1990年出版的《莫言短篇小说选》，收藏图书馆数量为130家，位列89名。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与研究中心成立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1971年，并在1973年创办了《译丛(Renditions)》英文杂志，面向全世界出版发行，此后并成功组织出版了《译丛》系列图书。在40多年的时间里，翻译了大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成为西方英语世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窗口。此次上榜的5部作品，都是属于最早向英语世界介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为王安忆、刘心武、韩少功、莫言这些作家获得世界影响起到了关键的窗口作用。
大西洋月刊社在1993年出版了刘恒的《黑的雪》，收藏图书馆为229家，位列71名，虽然上榜数量仅有一种，从影响力排名方面远远超过了一些大众图书出版机构。
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商业利润几何?
被全世界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的114家作品中的出版社，大众出版机构有45家，翻译出版了75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收藏图书馆数量虽然不如大学出版社，但出版社数量多，占整个上榜品种比例的66%。出版4种以上的有5家，分别是纽约万神殿出版社、纽约格罗夫出版社、纽约阿凯德出版社、企鹅集团所属的纽约维京出版社、伦敦梅休因出版社;出版3个品种的有3家，分别是纽约的安可图书公司、伦敦的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旧金山中国图书和期刊公司;出版2种以上的有9家出版社，分别是波士顿霍顿·米夫林赫克托出版社、纽约亥伯恩出版社、纽约威廉·莫诺出版社、纽约双天出版社、纽约时代图书公司、纽约M.E.夏普出版社、伦敦罗宾逊出版社、纽约新方向出版社，伦敦电讯图书公司;其他28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1种。这45家出版社，相当一批是世界闻名的大众图书出版机构，许多世界闻名的超级畅销书都出其手。以商业利润为目标，关注、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是这些出版机构的主要特点。
这些商业出版机构，在选择中国当代文学图书翻译出版时，突出表现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是高度关注已经获得英语世界认可的中国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往往会得到优先翻译出版。近些年，先是通过小说改编的中国影视作品在欧美获得知名度，然后才是小说得到翻译出版，这种反向渠道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作家获得欧美英语世界接受的一个惯例。维京出版社、格罗夫出版社就是这样选择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典型。
纽约维京出版社于1925年在美国纽约成立，创始人是哈罗德K·金兹伯格和乔治·奥本海默。曾经出版过爱尔兰的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之夜》、美国作家肯·凯西的《飞跃疯人院》(1975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获得第4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多部畅销书作品。尤其是《万有引力之虹》这部小说的出版，一举确立了维京出版社在美国大众文学界的权威地位。1975年英国企鹅买下维京出版社，创立维京企鹅图书公司(Viking Penguin)。
企鹅维京出版社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图书的关注，始于1988年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一个进入维京企鹅视野的是中国作家莫言。1990年前后就邀请著名翻译家葛浩文翻译莫言的一些作品，1993年出版了莫言的《红高粱》，出版后获得西方大众市场的认可，1994年旋即再版，收藏图书馆为645家。此后便进一步锁定莫言的多部作品，如1995年出版了他的《天堂蒜薹之歌(The Garlic Ballads)》，1996年再版，收藏图书馆家数为504家。除莫言之外，此次上榜的还有1995年出版、1996年再版的马波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收藏图书馆家数为549家。上述三种图书都列入了企鹅现代经典丛书系列，作为长销书在全世界宣传推广和销售。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让维京企鹅出版社再次获得了10年前的投资回报。
除了选择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当代作家之外，一些商业出版机构还潜心挖掘新的出版资源，签约一些并不出名，但却具有欧美市场卖点的中国作家。纽约双天出版社就是一例。该出版社创立于1945年，也是美国著名大众图书出版机构之一，是多部畅销书的制造者。2011年双天出版社独辟蹊径，翻译出版了中国大陆并不出名的陈冠中的《盛世》，由著名汉学家杜迈克(Michael S.Duke)翻译，推出后市场反馈很好，收藏图书馆家数为518家，这是商业出版机构开始在大规模掘金中国文学出版的一个先期征兆。
第二，欧美出版社开始深入挖掘符合欧美市场读者接受趣味，并具有一定推广炒作潜力的作家作品。这种欧美市场的读者接受趣味，就与大学研究机构、期刊社所主导的出版倾向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有时为了达到市场效果甚至会通过媒体宣传再次强化这种倾向。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些商业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视角特点，比如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纽约格罗夫出版社(New York:Crove Press)就是一个典型。格罗夫出版社也是美国著名的大众图书出版社之一，创办于1951年。一贯保持高度文学敏感的格罗夫出版社，在1989年翻译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小说的代表——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英文版的面世时间，正值国内1989学潮期间，出版社借助政治事件带动文学图书销售的意图十分明显。收藏图书馆家数达到了592家，也表明该书确实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进入新世纪后，格罗夫出版社加大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力度，2001年出版了刘恒的《沧河白日梦》，收藏图书馆家数为479家。2009年出版了阎连科的《丁庄梦》，出版后大获成功，2010年旋即再版，收藏图书馆数量为625家，远远超过前两部。紧接着2012年出版了阎连科的《列宁的微笑》，收藏图书馆家数为455家。从张洁到阎连科的翻译出版选择，显示了该出版社一贯的借助意识形态增强市场销售的运作手法。
在上表中馆藏量排在前列的是企鹅集团在2008年同时在纽约、伦敦推出的《狼图腾》，收藏图书馆数量为932家，位列6名，证明该书已经成为新世纪在欧美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图书之一。但这种影响的获得，是刻意突出了作者姜戎的敏感身份获得的，企鹅集团有意营造“红色中国的政治想象”作为该书市场提高欧美市场销售量的噱头。2007年11月22日，英国《卫报》刊发了驻华记者乔纳森·沃茨(Jonathan Watts)的文章，特别强调了姜戎青年时期思想的“大革命”，强调他的“政治犯、毛泽东思想宣讲员和民主活动家”的身份和经历，在作者笔下，姜戎成为民主、个人自由的坚强斗士，一个持批判态度的左翼思想家。2009年1月9日德国《世界报》刊发署名冯·维琅弗(音译，Von Wieland Ferund)的文章，题为“毛泽东与一个中国百万富翁的故事”，把《狼图腾》小说在中国获得的巨大成功直接归因为作者姜戎的特殊身份。他竟然能够通过中国的出版审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这归因于作者是毛泽东恐怖时代的幸存者”。“北京”、“文化大革命”、“为人民服务”、“天安门”等词汇都是英语世界的读者熟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固定标签，并借助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世界报》、《意大利邮报》、《德意志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做了大量报道，使该书在欧美世界的知名度迅速提高。而这样做的目的，似乎在迎合西方世界的一种固定接受模式:只要一提到中国的文学作品，如果不带有“中国禁书”(Banned in China)的字样，似乎很难引起英语世界读者的关注和阅读。然而其实际情况是，无论中国主流媒体，还是相关政府主管机构，对于《狼图腾》的出版和发行，都是完全持开放的态度，甚至是鼓励该书被世界更多的国家、地区翻译和出版。
总之，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出版，已经由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研究机构、学者视野中走出来，开始引起欧美著名大众图书出版机构的高度关注。这些商业机构具有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覆盖广泛的市场推广网络，开始尝试着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出版资源加以大力挖掘和推广。这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迎来一个从边缘进入主流的时代。
但与之同时，欧美英语世界从文学评论的学者到普通读者，习惯用意识形态的视角解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倾向，也严重阻碍着中国当代文学在欧美英语世界的发展路径。文学评论、学术研究、期刊社、出版社甚至书店推广等诸多方面共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接受屏幕，对于进入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选择和评判。随着大量商业出版机构的介入，在市场力量的驱使下往往会再次放大这种带有一定偏见的意识形态倾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文学出版拓展欧美市场的基本道路，其核心问题不仅仅是翻译人才短缺问题，关键是缺少有利于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全面走进英语世界的出版传播平台。因此，如何加大利用资本手段兼并或收购欧美英语世界的大众图书出版机构，支持或赞助欧美一些专业文学评论期刊、专业文学研究杂志，团结欧美英语世界的舆论领袖，积极打造中国文学的英语传播平台，才是迫在眉睫的关键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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