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图书馆:早夭的新文化运动弄潮儿

    “亚东图书馆”打的牌子是“图书馆”，却是一家书局(出版社)，其老板是安徽人汪孟邹、汪原放这叔侄俩。汪孟邹有这样一句名言:“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妓院。”这是一句气话，也是代表有良心的“老书局”说的一句伤心话。

    “亚东”出书是有品牌效应的。比如标点本的旧小说，鲁迅就说过:“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又比如“五四”新锐的诸家《文存》——《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孟和文存》、《吴虞文录》等，都是由“亚东”出版的。

    不过，“亚东”当年也遇到过盗版的苦恼。自己辛辛苦苦地搞标点，请知名学者作序，考证版本，用最新的装帧设计，出版“四大名著”以及《儒林外史》、《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三侠五义》……，其中，除了汪原放、汪协如亲自标点，又动用了俞平伯，却没想到市场上一见好，盗印和翻版上下其手，这既不付版税，又不付稿费和其他开支，加上毁灭性竞争的“一折八折本”(打1折，再扣去8折)，“亚东”还吃得消吗?

    另一个麻烦更加无奈，“亚东”出版的书，先后曾遭到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查禁。那时，鲁迅说:“书店是不能不陆续印行新书和杂志的，所以还是永远有陆续被扣留、查禁。甚而至于封门的危险。”(《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其中，“亚东”出版的陈独秀、瞿秋白等的书籍当在被查禁之列，此外还有牢狱中的郑超麟、王凡西等“托派”们的书籍。当年“亚东”常以顾全感情，接受了许多受难朋友的书稿，这些生活困苦的朋友“时常要来借一点钱，可是到后来，会拿一本稿子来还账，所以收稿，有时不免要带一点感情的作用”，等等，如此一直到了1953年2月，“亚东”宣告封门歇业。

    “亚东出版认真，不肯苟且，一半由于个性使然，一半也是许多朋友，如章行严、陈仲甫、胡适之诸先生督促之力。”(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所谓“个性”，就是有名的“徽州骆驼”精神;“朋友”，这是它有幸沾溉思想大师们的恩泽。汪孟邹在上海创办“亚东”、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都得到过陈独秀、胡适这些老乡的有力支持，“亚东”其实也是陈独秀在出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时一手促成的。按照常情，都督府里有自家人，给安排个职务是易如反掌，及至“我到安庆去，都督府里许多朋友都劝我出来做事，有的要我去拿一个税局，有的要我去做行政方面的事”，可是陈独秀都“大不以为然，一定要我回芜湖做生意。他和文蔚商量，要帮我的忙，凑点股子，再到上海开书店”(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简史》)。为什么?“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事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如何是“最后之觉悟”?当然就离不了创办书局、创办报刊，向国民传播新思想，进行启蒙的伟业。

    于是，1913年，“亚东”在上海创立，原先还“缩在弄堂里，不上马路”，是陈独秀极力主张“上马路”，又推荐来他经理北大出版部的书籍。及至“五四”前夜，“亚东”的作用已非同小可了，当时汪孟邹在给胡适的信中就提到:“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见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彼时，孙中山也在千愁百结、柳暗花明之中喜见新文化运动的涌起，他由衷地感奋于“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起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云云。于是，孙中山让朱执信将“商务”居然拒为代印的《孙文学说》以及即将创刊的《建设》交与“亚东”，“亚东”欣然从命。

    “亚东”的前身“科学图书社”曾刊行了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版》;此外“亚东”还续刊了章士钊从事反对袁世凯的《甲寅》杂志，以及出版过中国白话新诗第一本、胡适之先生的《尝试集》。

    “亚东”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它曾与“泰东”分享了“五四”新文学出版的半壁江山，只是后来它一再被不法书商盗版所坑，又被国民党“审查制度”逼为“孤哀子”，于是，也就花红不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