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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0日，朴槿惠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爱好阅读、书法，很喜欢中国哲学。她曾在多种场合说过:“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学术著作，为何会对一位外国总统产生如此影响，它的写作与翻译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
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1912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1919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系统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历任河南中州大学教授、广东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曾多次修改博士论文，最后中文定稿易名为《人生哲学》，于1926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8年暑假，罗家伦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开始在北京组织接收清华的领导班子。冯友兰接受罗家伦聘任，转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校务秘书长。冯友兰走马上任后，便全力以赴协助罗家伦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清华主持权。
通过对清华的改造，冯友兰在这所中国人办的高等学府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他在1929年9月起担任哲学系主任，1930年6月出任文学院院长，1935年6月起任文科研究所所长兼哲学部主任，并在罗家伦和梅贻琦两位校长离校期间，先后两次“维持校务”(即代理校长职务)。从冯友兰参与接收清华大学之日算起，到1949年9月23日被革去在清华的一切职务为止，冯友兰一直是清华园中权力仅次于校长的第二号人物。
尽管行政工作繁忙，冯友兰仍坚持不懈地在课堂上和著述中继续会通中西方文化，在30年代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1931年2月，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书名为《子学时代》)作为“清华丛书”最早由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1933年6月，名为《经学时代》的下册杀青，1934年商务印书馆一并出版了上、下册两卷。该书的内容上始于先秦孔子，下迄于清代经学，出版后不仅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
《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陈寅恪曾评此书以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由此可见，此书基本架构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随着该书英译版、韩文版的出现，它逐渐成为西方及东亚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书籍，也包括热爱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该书后来作为多所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册在撰写之际，先后遭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以及“五三一”溏沽协定签订的不同阶段。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践踏着东北、热河等大片国土，华北业已危在旦夕，如何唤起国民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凝聚国人的文化认同感，已是刻不容缓。冯友兰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哲学史料中，究根寻源，以一千多页的篇幅成功使“在形式上无系统”的中国哲学各家各派展示出其哲学的“实质系统”。《中国哲学史》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光明面，而国人通过阅读该书，重新认识和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构建其历史记忆和凝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中国哲学史》不仅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通史，还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尽管中国哲学界对冯友兰的评价呈两极化，但对《中国哲学史》的评价存在惊人的一致:在目前所有中国哲学史著作中，还未能有任何著作能在整体上胜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此外，冯友兰还有两部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之精神》流行于欧美。《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麦科米伦公司出版。虽然该书在篇幅上远逊色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但其内容写得精粹透彻。正如作者在晚年出版的自传:《三松堂自序》一书中介绍:“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写了一部讲稿，于1947年离开纽约时，把它交给的麦科米伦公司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简史》，后来有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译本，直到1984年才出中文本。差不多同时，我的《新原道》的英文本也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冯著英文本出版以来，不仅为西方学者广泛使用，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自己早年求学经历时，特别提到他对1937年英译本的感激之情:“从30年代起，我对英文字汇就相当用心。历史这门学问的字汇要比其他专业的字汇广而多样，但中国哲学、思想方面字汇，英译的工作困难较大，并非历史学人所能胜任。所以七七事变前夕，我以15元的高价在东安市场买了刚刚出版的布德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奔波流徙中始终随身携带。没有它，中国哲学史的字汇英文很难‘通关’。布德这部英译‘杰作’大有益于我在海外的中国通史教学。”(《读史阅世六十年》)。
卜德与《中国哲学史》英译本产生过程
冯著《中国哲学史》英译本于1937年由北京法文书店出版，下册英译于1953年出版，是最早被译成英文的中国学术名著之一。前后两册出版时间相距16年，主要是由于中日战争和政局动荡，但也有许多曲折和感人的故事。上、下册的译者均为从小出生在中国，后来成为美国著名汉学家的卜德(Derk Bodde)。
德克·卜德，1909年出生于上海，父亲为荷兰人，母亲为美国人。1919年—1922年，卜德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大学教书，他也因此在上海度过了4年美好的少年时光。1930年他由哈佛大学毕业后，继续留校攻读汉学方向的研究生。1931年—1937年，他作为第一批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研究生来北京留学，从此在北京又度过了6年的时光。
如果说1919年—1922年期间他出生于中国并度过少年时光，主要是培养他对中国的亲近情感和语言训练的话;那么在1931年—1937年期间，他进一步走进中国的生活环境，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学术氛围中，接受长达6—7年的系统汉学专门训练，无疑对他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并在后来以独特的风格来研究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段时间的专门训练，决定了他将作为一名职业汉学家一生与中国结缘。由他翻译的冯著《中国哲学史》，至今还是许多国家通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而他与冯友兰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交往与个人友谊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卜德来中国主攻的科目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制度史，所以他一到北京首先就去拜访冯友兰，在清华旁听他的课程。
据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我在清华讲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一个荷兰裔的美国人布德(作者译:卜德)，在燕京大学汉研究生。他的名字挂在燕京，但是来清华听我的课程。那时候，《中国哲学史》上册，已经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布德向我建议说，他打算用英文翻译我的《中国哲学史》，请我看他的翻译稿子。他翻译完一章，就把稿子给我看一章。到1935年左右，他把上册都翻译完了。那时候，有一个法国人(魏智)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贩卖西方新书的书店，名叫‘法国书店’。他听到布德有一部稿子，提议由他用法文书店的名义在北京出版。布德和我同意了，他拿去于1937年出版。”在《三松堂自序》中还记载，卜德的译序写作时间是1937年5月18日，离卢沟桥事变不到两个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冯友兰随清华向内地南迁，卜德则到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心，莱顿大学继续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哲学史》下册的翻译工作只能暂时停滞。
抗日战争结束后，机会又来了。冯先生回忆说:“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在昆明接到一封从美国的信，信是翻译我的《中国哲学史》的布德寄来的。……这封来信说，他已经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中文教授，并且已经向洛氏基金会请得了一笔款项，基金把这笔款项捐给了那个大学，那个大学就用这笔款项请我去当一年的客座教授，任务是讲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其余时间继续翻译《中国哲学史》下卷。大学在9月1日开始上课，请于9月1日以前到校。我回到北京，已经是7月底了。当即筹备出国，于8月初到上海，乘船于8月下旬到旧金山。……到1947年暑假，布德的翻译工作没有完成，但是我的任期已满，不得不离开。”翻译工作不得不又一次中断。
1948年秋，卜德获得美国富布莱特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再次来到北京，下册的翻译工作再次得以继续。当时中国正处于大变局时代，冯友兰和布德的合作注定还要经历一番波折。冯先生继续回忆说:“布德住在北京，经过平津战役，在围城之中，继续他的翻译工作，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已经翻译完毕。他看见中美关系不好，恐怕交通断绝，就带着稿子回美国去了，此后音信不通。一直到1972年邮政通了，我才知道，这部《中国哲学史》英文稿，包括以前在北京出版的那一部分，都已经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作者注:实际应为1953年)出版。”冯友兰大约未必知道，其大著的英译本自出版后不断重印，直到1983年已经印刷了第八版，韩文版则于1977年出版。
1978年10月，以余英时为团长的美国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卜德是成员之一。据余英时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一书中记载:“卜德对冯友兰没来感到非常失望。自从代表团组建以来，冯友兰就是他最想见的人。尽管我们反复请求，但冯从未露面。可能因为他被指控卷入江青的政治集团。在代表团结束行程回到北京后，曾第二次试图见他，但也失败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两位合作者才于30年后再次见面。1982年9月10日，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卜德应邀出席，双方关于中国文化的交流甚至争论依然坦诚。
2012年7月，《冯友兰自述》(中文版名称《三松堂自序》)韩文版由韩国熊津教育文化有限在全球正式发行。这本书是冯友兰晚年回眸自己学林春秋的自述。历尽百年沧桑之后，冯友兰以一种淡定的态度，娓娓道来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同时也展现了作者面对那个西风落叶的时代所怀有的心态，以及同一时代，一批学人轻舟激水、奋发图强的精神。本书韩文版的出版引起了广大韩国学者的关注。
冯友兰哲学思想影响朴槿惠
冯著《中国哲学史》韩译本诞生于1977年，由韩国莹雪出版社出版，翻译者为郑仁在。
朴槿惠出生于韩国大邱市，父亲朴正熙时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部次长。朝鲜战争结束后，朴槿惠随父母搬到汉城。朴槿惠的母亲陆英修，曾在“伪满州国”生活过，会说中国东北方言。受其母亲影响，朴槿惠从小略通汉语。1961年，朴正熙成为韩国第五任总统，他们一家人搬进总统府青瓦台。
由于母亲对他们家教很严，朴槿惠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不同。母亲常常对少年朴槿惠和妹妹、弟弟下达各种“禁止令”，要求她们出门时必须自己坐公交车。朴槿惠在幼年时就被母亲送到外婆家去住，以方便她自己上下学。受到家庭的严格教育，在初高中阶段，朴槿惠的考试成绩一直都是班级排名第一。对于母亲的教育理念，姐弟三人后来都心存感激。父亲朴正熙知道女儿酷爱读书，又喜欢中国文学，便给她买了一本韩文版的中国名著《三国志》，朴槿惠得到此书后入了迷。
1974年，朴槿惠由西江大学电子工程学专业毕业，志向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或学者。正值她留学法国之际，随着母亲遇剌身亡，之后的几年中父亲又遭枪杀。27岁的她带着年幼的弟妹离开青瓦台，开始从天堂到地狱的生活。接踵而至的是，曾经追随她父亲，信誓旦旦要毕生竭力忠心效力的人们，也都纷纷选择逃离、背叛，甚至是中伤、诽谤和侮辱。面对各种不堪的现实与外界的批判，她决心不再参与政治，选择长达18年的隐居生活。
朴槿惠在读书、写作中度过这18年隐居生活。读书让她找回内心的安宁、沉静，不仅提高了自身修养，拓展了她的思维深度，也让她到达新的人生境地。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段时间我读了《法句经》、《金刚经》等佛教经书和《圣经》，也读了东方哲学的有关书藉以及《贞观政要》、《明心宝鉴》等。我将这些书放在床头，以便随时可以拿起来阅读。”当然，所读书中对她起决定影响作用的，还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朴槿惠热爱中国哲学，尤其钦佩中国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韩译本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朴槿惠在一篇回忆录中说:“二十多岁时，我曾面临难以承受的考验和痛苦。父母都被枪杀，曾经信任的人离开，连呼吸都觉得困难。当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她还曾这样表达:“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的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蕴含着正直、坚强的人类道义和战胜这个混乱世界的智慧和教诲。”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涉四百余年的子学时代，下及二千余年的经学时代。全书集哲学之大成，集历史长河的思想为一体，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中国哲学史，也是一部治国安邦的思想史。其内容渊博宏阔，严谨深厚。有学者称其为“可比肩于史学巨著，如司马迁的《史记》，饱含‘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价值;也可比照于司马光《资治通鉴》，有治世辅佐的历史和现实功用。”
写作，不仅让朴槿惠的业余生活格外充实，也让她成为一名学者型的政治家。迄今为止，朴槿惠一共出版过七本书。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是她的日记集《以苦难为友，以真实为灯》、散文集《点滴的人生》，和她的自传《在绝望中成长，在希望中前进》。
受冯友兰哲学思想影响，朴槿惠有独特看待和分析事物的人生哲学。基于这种哲学素养，她才展现出超强的自控力。她的这种素质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具备的，这是卓越领导人才具备的优良素质。多年来，她一直是走在思考路上的人，不仅思考自己的人生，更加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她依然用美丽的眼睛来看待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她依然深爱着大韩民国的国民们。”
许多学者分析:朴槿惠本身喜欢中国文化，也有很高的汉学造诣。朴槿惠上任后，有可能在文化交流层面为中韩两国关系打下基础。中韩两国关系日后有望通过文化领域向经济、政治领域进一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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