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

    钱理群说:“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我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

    “生不团圆，死各一方”，这是钱理群先生对钱氏家族一个世纪命运沉浮的概括，是对时代大潮冲击下每个个体悲欢离合的扼腕叹息。作为《我的精神自传》的补充，《我的家庭回忆录》延续了《自传》所探索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呈现了钱氏家族三代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做出的不同选择与此后的不同命运，这其中有对亲人的深切怀念与沉痛哀悼，有对自我的剖析与忏悔，有对历史的反思与人性的追问。

    钱先生回忆录从外祖父项兰生讲起。这位晚清维新人士慧眼识珠，将女儿项浩嫁给了堪称中国现代农学先驱的钱天鹤。他们生养的八个子女，各自做出了不同人生选择，三哥钱临三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国民党，并从此客居海外，二姐、四哥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做出了“对父兄所选择的道路的一种反叛”，大哥是抱着一腔爱国热情留美归国的治沙专家，小弟钱理群是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迥异的选择造成了骨肉至亲的隔膜，父亲和三哥的国民党身份和海外背景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的阴影，由于“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品学兼优的钱理群入不了团，毕业流放贵州安顺，四哥“始终担任副职，显然处于‘不可信任者’的地位，大哥和二姐因父兄的原因郁郁不得志，直到新时期，才得以以病痛之躯为各自的理想做最后一搏。

    钱理群说：“我的家庭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 “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我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  探索时代人物的心灵搏动，研究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一直是钱理群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的家庭回忆录》作为《我的精神自传》的续集，将亲人的个人命运与时代的转折交融在一起，展现了现代知识人在民族苦难前的精神搏斗与抉择。

    个体的生命体验总是被淹没在历史的角落中，钱母项浩，就是这样一位以沉默承受着历史重压的母亲。为了保护子女，她顽固地断绝了与海峡彼岸的一切关系，以极其谦和的态度对待身边一切人，生怕因自己的过失断送子女的前程。她不仅被剥夺了与丈夫联系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悬挂丈夫画像的权利，只能靠过年多摆几副碗筷来表达对远在海外的夫子的思念。终于病倒的她仿佛卸下了一块重担，“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凄然一语，道出了历史加诸于个体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流露的是一个母亲对子女最深切的爱。

    笔带感情是钱先生的一贯文风，每研究一个人物，情感抒写总是力透纸背。对父亲和三哥的愧疚，对母亲、大姐的感激与哀悼，对大哥、二姐、四哥的崇敬，对民族悲剧与家族悲剧的忧愤，一切可言说不可言说的复杂情感都交织在对亲人个体生命历程的回顾中。钱先生借《伤逝》来表达自己的悔恨之情：“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情感的表达因理性的反思而变得深沉。当一个儿子不得不焚烧自己父亲的照片，当一个母亲不得不断绝海外的游子对自己的思念，这是一种对人伦之爱怎样的摧残。钱先生在回忆录中保持了他一贯的批判性反思精神，也以其生命体验反省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性弱点，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做痛彻的自我批评，这种忏悔的赎罪精神赋予回忆录以深沉的思想力量。遗忘历史就是对自我罪过的掩盖，钱先生以拒绝遗忘的姿态祭奠他已故的亲人，召唤更多对历史的反思与追问，重塑被宏大历史忽略的个体的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