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鹏先生的书法个性

    从《遐思录》的自白中，我始知林鹏先生的书法起步和“读书路子”:他是为了学篆刻而学篆字，为了学会篆字而读《说文》，又巧遇语言学家孙功炎先生的指点:“把《说文》攻下来，直接就攻读十三经、先秦诸子……把众经诸子攻下来，你再看这些(他指一下我正在看的唐宋八大家文集)，就像大白话一样。”由篆刻而篆字，由《说文》而先秦经典，可以看出林先生之积学多在古典，而尤于先秦诸子文献用力甚勤。尽管我也能领略林先生对西方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深味，但他的书法之本源在于中国古代文化，他的文化情怀又更多投注于先秦。正如他《书艺谭》的独钟傅山一样，只要一览《读书记》36篇文章题目，可以说无一篇溢出先秦话题。自然，他也要引用后世文献，但大抵或以印证先秦经典之高妙，或以反拨后人因读书浅薄轻率而致对先秦经典之误读，而从未被林先生菲薄轻慢的，则是他为之倾情、倾力作拨云见日的意义诠释和贯古通今价值衡估的《论语》和《吕氏春秋》了。

    然而，林鹏先生绝不是为了复古而死守古玩的腐儒，少年从军的战火熏陶，历次政治运动的炼狱涅槃，草书名家笔走龙蛇的天纵才情，都赋予了他超凡脱俗的生命感知和精神怀抱。正因为如此，我不欲以当今被封赠或自诩的“国学家”标准来嘉许林鹏先生对先秦经典的研读，因为他的研读既没有当今学界不能没有的浓重学究气，也没有那种老气横秋、自觉足可一言九鼎的学霸气，更没有那种趋之若鹜的“著书只为稻粱谋”的小巧与奸猾。我在整部《读书记》中真切地感到林鹏是用生命的情热激活经典，用超卓的才学表达自己对于经典真境的探寻与叩问。

    梁任公曾在其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中首先强调的治学方法即是:“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自先秦儒家经典问世以来，历代学人的注释阐发可谓众说纷纭，有些权威观点几成定论，已成为人们治学上难以逆转的惯性思维。而林鹏先生之读书就是要立意针对那些未必契合经典真境的公共性话语作出深刻的质疑。为了还原孔子的高人一等，作者调动了中西神学观的文化比较，作者反观孔子所处时代并没有西方所盛行的神学和宗教的历史现场，认为孔子对于人死后有知和无知的问题是有自己的判断的，他之所以既不说“有知”，又不说“无知”，就在于孔子站在“仁”的情感关怀高度对人的尊重。我认为，这样的阐释不仅契合孔子的本意，也准确地揭示了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林鹏先生不仅善于从一些具体问题的辨析来重释儒家经典的真义，更凸显了儒家经典在他心目中足可睥睨百家、穿越今古的崇高地位。

    我有一个至为真切的感受，林鹏先生的读书之所以能够新意迭出，见解独到，在很大程度上不尽是在书本中熬出来的，而是他在书中读出了自己丰富的生命感受，其生命的感受又与他先天的艺术气质和后天的艺术修养相交融，从而升华为一种才学并驾的治学禀赋。我甚至认为，倘若没有他的从军经历，没有他深厚的艺术历练，他的读书很可能又是另一番情景。对于历史人物，林先生的褒贬是旗帜鲜明的，在学养铸就的理性之外还常常伴着艺术生命的感性和灵性。林先生读书的聚焦点在于先秦经典，其文化情致更倾注于中国古代文化。因此，他之读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每当为先秦典籍做一次深刻精彩的意义还原后，总是要顺便讥刺一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经典的过激批判和误读。不难看出，他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求新求变的发展是不以为然的。虽然其中也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其讥刺也显得有些笼统而失之情绪化，但不如此又怎能彰显林鹏先生矢志不移的文化守望?而在林先生看来，他对古代文化的坚守就是对现代发展的关怀，他不仅认为儒家经典可以睥睨百家，也认为儒家经典也完全可以作为现代社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指南。正因为如此，他瞧不起现代中国人放着优质的儒家文化不用而简单搬用并不高明的西方文化，所以他一再强调“西方哲学不过是神学的婢女罢了”。这是林先生的读书个性，也是他的文化思想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