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白图泰是中世纪著名旅行家。公元1304年2月生于摩洛哥丹吉尔一个穆斯林法官世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一个偶然机会，他看到著名学者伊德里斯1142年绘制的平面球体世界地图，引起了他的兴趣，也激起了他当旅行家的强烈愿望。
他的旅行生涯是由公元1324年第一次去麦加朝觐开始的。他自丹吉尔出发，在埃及和叙利亚投拜著名穆斯林和苏非派圣者门下，使他声誉倍增，为日后以学者身份游历创造了条件。1326年他离开麦加，向东、向北穿过茫茫沙漠，拜访了圣地伊斯法罕、设拉子，经巴士拉、纳杰夫，到巴格达。当时巴格达尚未从旭烈兀劫掠中恢复，他却在那里遇到伊尔汗君主，并受邀造访了伊尔汗国都、当时西亚首屈一指的商贸中心大不里士。1327年他再赴麦加朝觐，并在麦加与麦地那两地定居，筹划新的旅行。1330年他自红海南下亚丁，并借季候风沿东非海岸访问了摩加迪沙、蒙巴萨、桑给巴尔。回程经阿曼、霍尔木兹海峽，于1332年返回麦加。后来，他计划去印度，因无直达船只，便绕道小亚细亚，经克里米亚转赴北高加索到伏尔加河下游的金帐汗首府萨拉伊，其间还访问过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尔后穿过中亚草原，抵达撒马尔罕、布哈拉，经阿富汗越过兴都库什山，于1333年抵达印度首都德里。当时，德里素丹穆罕默德·图格拉克正急于延揽熟悉伊斯兰教法的人才，当即任命伊本·白图泰为德里大法官。
1342年素丹欲派人出使中国，伊本·白图泰志愿衔命前往，以了却多年夙愿。但去中国的行程并不顺利，先是遭印度教徒袭击，几乎丧命。后又遭遇风暴，乘坐的船只被苏门答腊当局扣留，他侥幸躲过一劫。而此时，德里的素丹已被印度教徒推翻，他只好流落并滞留马尔代夫。直至1345年他才设法搭上一艘中国船，经马六甲海峡抵达刺桐（泉州），受到热情款待。后来他又去过汗沙（杭州），并沿京杭运河到了汗八里（北京，元大都）。1349年11月回到故乡，始知父母都已死于瘟疫。屈指算来，距他离开已整整过去25年！后来，他又去过西班牙、苏丹和马里，直到1353年奉召回国。他毕生行程长达12万公里，在蒸汽机发明以前，是无人能企及的。他不仅完善与修正了伊德里斯的地图，而且还详细记录了沿途的见闻与资料，这便是他晚年口述、由学者伊本·朱赞笔录并润色的具有恒久历史、地理、人文价值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的由来……
我们最早听说伊本·白图泰，还是上世纪50年代在北大听马金鹏老师授课时讲的。
前年，我们乘去厦门鼓浪屿疗养之机，特意造访了泉州——《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提到的“刺桐”。刺桐，南方落叶乔木，花色殷红，泉州街道、公园广为种植。花开时节满城红红火火，象征吉祥富贵，是泉州的市花。五代时期，刺桐就是全州的别名。说来也蛮有趣，刺桐外文名Zay?鄄ton，与阿拉伯文的“橄榄”同音，地中海沿岸，包括摩洛哥都盛产橄榄，伊本·白图泰对它自然十分熟悉，所以一听说刺桐，便认定指的是橄榄，《游记》中说：“我们到达中国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刺桐城。这座城市，甚至全中国、印度都没有橄榄，却以橄榄名之。”足见他并未弄清中国的刺桐与橄榄是两回事。泉州于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设州治，“安史之乱”后，由于自中国通往西域“陆路不靖”，海上贸易逐渐发达起来，南宋末年，泉州已与广州齐名。至元代，更是“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的“七闽之都会”。
伊本·白图泰造访泉州时，恰逢泉州繁盛之时，如《游记》所述：“刺桐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港内泊巨舸百艘，小船无数。”他谈到丝绸：“当地产丝绸极多，一件布衣，可换绸衣多件。”谈到瓷器：“瓷器价格在中国，如陶器在我国一样或更为低廉。中国瓷器运销印度，直至马格里布，是瓷器中的精品。” 他赞扬中国人的绘画技巧：“我只要走进一座城市，不久再回来时便看到我和同伴的像已被画在墙上，纸上，陈列在市场上。”颇令他“惊异”。我们在泉州开元寺外广场小憩，见画家设摊为游客作画，忽想起《游记》所述，莫非泉州人真有绘画传统？《游记》也详细记述了中国交通、船舶管理制度，货币，治安措施等等。在记述穆斯林生活时，他说：“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里面有供举行聚礼等活动的清真大寺。”他一到泉州便被友人引见给“衙门主管”，“承蒙他把我安置在一座美丽的住宅里，穆斯林法官和商人舍赖奋·丁来看我，他能背诵《古兰经》并常诵不断。”那时，泉州云集着大批来自阿拉伯与波斯的客商，现泉州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黄文铿先生陪同我们参观艾苏哈卜清真寺时，从门楼甬道北墙一块阿拉伯文古碑斑驳的字迹上得知，它始建于公元1009年，是泉州最古老的一座清真寺。300年后即公元1310年由来自波斯设拉子的富商重修。黄先生说，《游记》中提及的那个“能背诵《古兰经》并常诵不断”的大不里士商人也是波斯人。抚摸着古碑斑驳的字迹，不禁又想起当年在北大听马金鹏老师授课的情景……
1956年我们初进北大，由邬裕池先生担任启蒙老师。当时学校学习气氛很浓，为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们每天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乐此不疲。大约自大二下学期起，我们开始受业于马金鹏老师，那时他已届中年，不像邬裕池与陈嘉厚老师都刚刚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印象中马老师质朴、谦逊，穿一身半旧蓝布中山装和一双黑布鞋，却总是干干净净，向后梳的略略花白的头发，也总是清清爽爽。因为骑车，裤脚上总夹着一个夹子。他教专业课的精读与泛读，厚厚两大本讲义，有学校生活，也有选自阿拉伯中小学课本的短文、童话等等，其中就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选段。内容厐杂，难度也比大一提高许多，但同学们怀着求知的渴望，依旧勤奋学习。阿拉伯专业的师生都知道刘麟瑞老师素有“金嗓子”之誉，而马老师除写一手漂亮板书，也有一副清亮宽厚的嗓音，这大约与他曾担任过清真寺的教长，常为教民高声朗诵与宣讲《古兰经》有关。早年他去开罗留学前，在清真寺的回民学校学过背诵《古兰经》，但一到开罗就暴露出许多问题，于是他从字母发音学起，每日晨礼后，边诵读《古兰经》边体会经义，终于可以用纯正的阿拉伯语和埃及学生交谈了。他常以此为例，强调学外语要大声朗读，眼到、口到、心到，不仅能加强语音训练，更有助理解与记忆。他还常介绍阿拉伯的历史、风情、文化，如“悬诗”、《伊本·白图泰游记》、著名童话寓言《卡里来和笛木乃》等等。
有一次在谈到翻译时，他举了“空话”两个字，说在口语中可以直译，如果译诗，直译就不够文雅。应当选哪个词呢？他说他想了很久，后来偶然看到一个成语，感到很适合。接着写出那句阿拉伯古诗和译文：“若想摘取星星，就得插翅上天，不能徒托空言”。尽管我们并不觉得用“徒托空言”有多么文雅，但马老师严谨、一丝不苟的学风，却给我们留下极深的印象。然而后来，自“红专辩论”起，“红专”、“白专”这一直纠结不清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被反复提及，而且调门儿越来越高。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乱了，我们尊崇的教授、专家，不是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是被批得灰头土脸，弄得人人都无所适从。特别是我们阿拉伯语专业，除邬裕池、陈嘉厚老师是解放后北大设立阿拉伯语专业以来“正规培养的”毕业生外，其余以马坚教授领衔的包括刘麟瑞、马金鹏、王世清、杨有漪几位老师，都是早年由伊斯兰教会派往埃及留学的宗教学者。尽管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把几十年辛勤学到的阿拉伯语知识，传授给我们新一代学子，却仍难摆脱什么“宣扬宗教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恶名。由于怕被扣上“白专”帽子，过去座无虚席的图书馆变得空无一人，学生和老师也拉开了距离。同马金鹏老师，我们再也没有像大一时那样，课余常去邬裕池老师宿舍请教问题或无拘无束地闲谈了……
以致接到母校纪念马金鹏老师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的邀请时，我们才顿感对马老师的经历、为人和他的教学成果与学术思想，都了解得太少了！
我们是带着歉疚与“补课”的心情去参加研讨会的。会上，从先是马老师的学生，毕业后又在北大同马老师共事几十年的张甲民、仲跻昆学长，与晚我们几届的学友朱威烈、郅溥浩，以及马老师长女马博华女士的发言中，才对马老师有了更多了解。马老师1913年出生济南一位穷苦回民家庭，自幼在清真寺自办的学挍学习，每天只能吃两顿小米粥、玉米饼子和一两根咸萝卜，这还是教民捐助的。也是靠着教民捐助，毕业后被派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他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努力学习，学成后仍回原校任教。抗战爆发后，随学校迁往桂林、重庆，继而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他一直兢兢业业践行着学校的“三长教育”：回民小学校长、群众团体会长和清真寺教长。直到1953辞去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教长之职，应聘北大，先后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翻译工作六十年，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阿拉伯语骨干，还为朝鲜、越南留学生讲授阿拉伯语。在担任教学工作同时，还曾为周总理当过翻译，参加过《中阿大辞典》等多部辞书的编纂工作。除《伊本·白图泰游记》外，还翻译过《衮衣颂新译》、《古兰经译注》、《穆圣传记》等专著二十余种，是资深的教育家、翻译家与宗教学者。
早我们一年入学的张甲民教授，入学时便师从马金鹏老师，就像我们当年课余常去邬裕池老师宿舍一样，他和同学几乎每周都去马老师家作客。马老师夫妇和子女视他们如家人，马老师育有七个子女，孩子多，生活拮据，但马老师心灵手巧，“里里外外一把手”，硬是把教学研究与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不仅自己补衣服、袜子，还把买东西的包装纸，撕下的日历等等都留下备用，甚至吃剩的鱼骨、鱼刺，也放在炉台上烤酥作“钙片”。没钱买糖果，便把用糖票买的砂糖熬成糖稀，一滴滴滴在菜刀上，凝成的糖块便是糖果。有一年男孩子流行穿夹克，他去买来一件，和老伴用旧报纸比照着剪成纸样，再按比例裁剪布料，用缝纫机加手工做成夹克，让哥哥弟弟一人一件。夏天，他用布条和老伴纳的鞋底或穿坏的球鞋底，给孩子自制凉鞋；冬季，他用废木板安两根粗铁丝，配上两根木棍，给孩子做冰车……可喜的是，七位子女都没有辜负马老师尊崇的穆圣的生育、养育、教育的理念，都学有所成，成为“对社会群体有贡献的有用的人”。马老师在天有灵，也会欣慰的。
自然，马老师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教学、翻译与研究，他特别注重语法体系等基础教育。相比之下北大学生基础打得比较扎实，与老师们的重视与教育是分不开的。马老师经常说：“在北大，我感到教学要求很高，必须奋起直追，才不至于落后。”这些，无疑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在学校时便听说马老师课余正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但后来包括《伊本·白图泰游记》选段在内的与政治无关的内容，都被认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从讲义中删除了。然而，1963年周总理访问摩洛哥时，国王哈桑二世曾谈及《伊本·白图泰游记》，周总理随即指示：应组织力量把这些宝贵文献翻译出版。我们想，周总理的指示对马老师无疑是巨大鼓舞。后来听说他果然在继续翻译，但“文革”一来，又被迫中断。随学校“下放”江西鲤鱼洲时，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自然更谈不上了。他把周总理的指示，看作是对自己的嘱托，每每忆及，总感十分焦虑。“文革”后，教学工作渐入正轨，马老师除全力搞好教学外，又抓紧时间继续翻译。上海外语学院的朱威烈教授在北大读书时，便知道马老师对伊本·白图泰很有研究，在筹划编辑出版《阿拉伯世界》双月刊时，便热心向马老师约稿。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回国休假时，果然在《阿拉伯世界》上读到马老师译的《游记》。译稿在《阿拉伯世界》连载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将它正式出版发行。
这次研讨会上，朱威烈教授除回顾马老师不计名利低调做人，而把满腔热忱付诸教学工作之外，也着重回顾了马老师二十余年来，如何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坚持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回顾了他在翻译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因《游记》时间久远，内容庞杂，又无注释本，仅书中出现的国家、城市，当时与现在的名称；各地的总督、素丹、君主、可汗等官员与头面人物；不同国家的不同称谓等等，便需一一详查各国古今典籍，加以考证。不然，读者读来便会云封雾罩，不知所云。其难度可想而知。而马老师在这方面一直坚持他一贯的兢业、求实、一丝不苟的作风，终于译完了这部巨著。不仅了却了几十年的夙愿：为完成周总理的嘱托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也为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填补了一大缺憾。《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版，可以说是马金鹏老师倾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项可喜可贺的重大成果。
回想我们上大学时，全国仅北大一所高校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而今已发展到四十余所。薪火是靠一代代人辛勤传递的，我们不应忘记，最初传递那一星火种的，却是包括马金鹏老师在内的马坚、刘麟瑞、王世清、杨有漪几位回族的伊斯兰教学者。尽管他们如今都已过世，但他们的传下的珍贵薪火却仍在一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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