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言获诺奖的另类解读

    刘：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件大事，这件事情人们已经谈了很多，评议也很多，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别人忽略的角度切入。我觉得他的得奖，其实严格来说是他个人的事情，人家给奖是给一个作家，不是给一个国家，更不是给一个作家群体，更不是给一个机构。但在中国实际上看来，不是他个人的事情。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告诉我，据他所知，他们那个省县以上的四套班子的干部书橱里面都要有一套十八本《莫言作品系列》，光这一块的发行量就不得了。如果其他省也差不多这样的话，你想想，全国多少个县，每个县四套班子，除了正的一把手以外，还有很多副手。那么这些书进入他们的办公室书橱和十八大文件放在一起，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是莫言自己没有想到的，不会想到，瑞典学院更想不到，中国官方本来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但它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各级干部们也认为他是中国获得国际承认的一个标志，确实也是。这是共和国的文化得到世界承认的一个标志，一个里程碑。而且即使象计生委这样的单位它也要摆一本《蛙》，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那儿也有一本《丰乳肥臀》，这些符码本身就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这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难道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吗？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先不说你大学里的情况，大学里应该不得了，中文系不研究这个作家作品，你研究什么？你不讲他，你讲什么？这个是题中之义，咱们不说这个。
    中小学课本，幼儿园教育也开始考虑，这跟李白一样，这是符码。所以《透明的红萝卜》迅速进入了高中课本，然后初中也开始选他的故事和文章，小学也开始考虑，幼儿园的老师也要让孩子从小记住莫言，很有意思。他在家乡住过的宅子，成了人们的观光胜地。我说的这些都有过报导，对不对？一个人的获奖，本来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是却被放大到全民族，渗透于全方位，它打破的东西很多啊。
    我想起了茅盾，茅公。莫言的《蛙》也得到以茅盾命名的文学奖。记得1979年，当年茅公亲自把《班主任》的获奖证书递到我手里，他对我来说不仅是文学史人物，是活生生的存在。1980年中国作协召开过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茅公出席讲话，鼓励中青年作家写长篇小说，他讲到半当中，问：“刘心武来没来？”我就站起来，他就亲切地望着我。我读过他上世纪60年代初写的一本书，《夜读偶记》，在那本书里，他梳理文学的发展历史，以小说创作而论，概括为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那时候认为现实主义的写法才是正确的，而且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应该在作品中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后来又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而革命的现实主义不消说是前提，是基础，背离了这个，就不对头了。1956年，秦兆阳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试图将现实主义的路子拓宽一点，结果遭到批判，人也落难，后来，法国的一位左翼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出版了一本书叫《无边的现实主义》，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可以扩展边界，他实际上把卡夫卡的作品也容纳在了他的现实主义的筐子里，结果苏联就批判他，中国的《文艺报》也对他痛批，这就说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非现实主义的东西，现代派的写作，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当中是不允许存在的。茅盾是一位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也很热心地提携后进，但是他把文学的发展轨迹梳理成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斗争，他反对非现实主义的写作。1980年开那个长篇小说座谈会的时候莫言还没有冒出来。1981年茅盾就去世了。但是在他谢世以后，随着改革开放，随着西方非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引进，现代派，后现代派，种种越出传统革命现实主义规范的作品冒出来了，一开始有争议，出现过多次风波，到后来，大摇大摆，登堂入室，莫言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这就是一个具有非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当然它非现实主义的程度还不是像后来那么厉害，没有那么猛烈，后来是魔幻的写法，穿越，轮回，变形，莫言一路写下来，离茅盾在《夜读偶记》厘定的规范越来越远，但是他节节胜利，以茅盾命名的奖项接纳了他，他也欣然接受，到2012年就斩获了诺奖，“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这一问题只好扔进太平洋，而且《透明的红萝卜》“泰山石敢当”地进入了中学课本，这样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难道不是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吗？莫言的获奖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也是非现实主义文学的胜利。但是奇怪的是，我从纸媒上，网络上，没看到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谈，是不是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要把它拿出来谈。
    张：这个很重要，应该全方位地来瞭望莫言获诺奖这个文化事件。
    刘：它带来的效应超出各方面的想象，从这点来说，应该给官方说好话，这次一颁奖马上就认可了，对吧，而且不论前科，体现了官方的弹性。因为2000年高行健获奖，中国作协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发表公开声明，指斥诺贝尔文学奖丧失了权威性，后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也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最近的行动再次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更有《人民日报》评论指出：“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据此，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这没有多少年啊，当中才十一年，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的作家协会，在莫言获奖后立即热烈祝贺，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的领导人亲自署名发贺信，当晚CCTV《新闻联播》立即告知全国。这个奖具不具有权威性呢？颁这个奖的机构是否在政治上别有用心而且属于“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呢？不记前账，忽略前言，非常具有灵活性、变通性。这是好现象。带了一个好头。我就想，如果在对待另外一些问题，也能以这样的灵活性、变通性处理，那么，没有什么死结是解不开的。而且莫言本身呢，就准备好燕尾服，带了一个庞大的亲友团，包括他家乡的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是吧，都到了斯德哥尔摩，共襄盛事。这是非常亮丽的一道景观，它有很多象征性的意义，我先不说政治意义，至少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这方面的意义似乎还没有被各方面人士充分地揭示。莫言的作品怎么评价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刘再复最近我看他又把他原来的一些观点重新整理，再加以发挥，写成了文章，盛赞莫言，供各方面参考。但是在他所概括的这些莫言的小说的特点里面，没有一个过去一定要提出来的要素：人物画廊。过去我们谈一部长篇小说的话，中文系教授的口头禅，最基本的元素，就是提供了人物画廊，对吧。莫言的小说基本上是不提供艺术形象的，他的小说基本上不提供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无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讲故事的技巧很高，魔幻、变形、拼贴，让你惊讶，现代主义的许多元素他都具备，也有后现代的意味，但是说他基本上不提供让你印象鲜明、深刻的人物形象，尤其不提供什么呢？尤其不提供可供社会崇敬、学习、爱慕的形象，不提供保尔·柯察金，不提供江姐，不提供林道静，不提供朱老忠，不提供比如说张平那个《生死抉择》里面的男一号，对吧？他不提供这个东西，但是他的这些并不提供鲜明人物形象的小说，这些文本，进入了干部书橱，进入了中学课本。所以这确实不仅是莫言的胜利，这是改革开放后文学发展的胜利，是非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一个胜利。当然，有人也许要抬杠，说莫言的小说也是现实主义的啊，人家是魔幻现实主义，我们在这里不就概念进行纠缠，反正无论如何，莫言小说不属于茅盾所论述所实践的那种规范的现实主义，他的胜利至少可以说是非常规现实主义的胜利，是对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最彻底的平反，是罗杰·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最佳例证。他的获奖虽然是他个人的一桩私事，却明显起到了对中国大陆的文学试验增强安全系数的作用。
    茅公如果活到现在，对莫言的小说，对他的获得诺奖，会作何感想？不好想像。也许，他终于也会同意，文学是多元的，就小说而言，现实主义永不过时，而非现实主义的写法也能开放出独特的花朵。魔幻啊狂想啊拼贴啊变形啊，种种非现实主义的写法，通过莫言获诺奖，获得了纯文学当中的最合法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种种文本。特别是他的书进入各级官员的书橱。
    张：我在北京市开会，北京市的情况也是一样。所有的常委、所有的班子都一人一套，就是办公厅给买的，办公厅出去采购。
    刘：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买多少，咱们不知道，但这一块，买去看不看另说，计生委办公室的书橱里一定要有《蛙》，打黄扫非办公室主任的书橱里一定会有《丰乳肥臀》，即使他们没有时间翻开看，看看封面书脊也是好的，因为通过莫言的文字获得这种待遇，无形中，潜移默化，这些官员对待文化，对待文学，对待文化人，文学艺术家，应该能多少增加些尊重，能放宽些尺度。
    张：它等于是办公室后面书架上标配（标准配置） 的东西。你的办公室，我标配一些书，莫言这一套书就是标配的。
    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现在说这个话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只是描述一个状态，对吧。另外，他的获奖，体现中外文化交流当中，终于冲破瓶颈，有种湍流冲出山峡的这种感觉。瑞典学院体现了高度的弹性，真是体现了客观性，我只看作品，我不在乎作家的身份。莫言的作品一个是量大，翻译成西方主要文字（英、法、德）的很多，瑞典文的也有三本，一个就是确实有特点，有特色，那就给他，不计较他是不是中共党员，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不是中国的军队里面出来的，一概忽略不计。我从旁观察，觉得很滑稽在哪里呢，就是在网上看到有些人，觉得瑞典学院不应该把诺奖颁给莫言，甚至还说他抄写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觉得颁给他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诺奖颁给谁，这是瑞典人的事，是瑞典少数人、少到二十个以内的人的事，瑞典学院是一个独立机构，他们把奖颁给谁，和其他任何人无关，合适不合适人家说了算，你操心也没用，我不知道这样的讨论有什么意义，何况已经都给了，再讨论就更没有意义了。人家就觉得要给，人家不是不知道你指出的那些，恰恰都知道，知道也要给。这就非常有意思。有人分析，这就说明确实是西方经济衰落了，中国经济崛起了，它改变了很多西方人的心理，包括瑞典学院院士的心理，它使得西方一些人士对中国更具弹性。我从旁瞭望觉得这是好事，我觉得挺好。
    张：莫言获诺奖，这大概是中国纯文学在最近十多年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了。
    刘：有人抨击他抄了一千五百字的《讲话》，想想也真有趣，《讲话》的亲历亲闻者，比如丁玲，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有草明，她的《原动力》，还有欧阳山，他的《高干大》，那些在《讲话》指引下写成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反而没有成为干部办公室的标配书，没进入各级领导办公室的书橱，莫言只不过抄了一千五百字的《讲话》，却享受到那些聆听过《讲话》的老前辈从未得到的殊荣。我觉得这个事里面蕴含着某种无法抗拒的因素，那就是到头来中国文化要跟外国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交融，文艺理论和文化政策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变化，我以为是一种良性的变化。
    张：说明中国社会还在开放，在文化方面对西方它也相当开放。
    刘：这种开放无形中构成一种推动力，多种角度的合力形成当下这样一种良性的文化生态景观。中外的这种文化交流，前瞻是很让人乐观的，也许还会滋生出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张：中外文化交流，以前看重的，是把外国的特别是西方的东西翻译成中文，现在，开始看重把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外文，特别是西方文字了。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现在翻译成外文的越来越多了，西方一些著名的出版社几乎都在出中国作家的译本，这个路径已经打开，并且气象越来越好。我最近在欧洲美国的书店看，莫言的书，在书店里总是摆在最醒目的地方，那个空间原来很少有中国作家的书能够占领，但是现在莫言的书赫然摆放在那里。历届诺贝尔奖获奖作家的书都是那样摆放。过去莫言的书译本不少，书店里也有，我去找过，都是摆在纯文学的小空间里，很不明显。现在诺贝尔奖一得呢，等于是加冕了一个质量保障的桂冠，说明这个文学家的这些作品肯定是靠得住的，然后西方有很多普通读者就在那边购买，跟我们干部标配书一样，他们的中产阶级也注重给书房配书，一时顾不上看，甚至很久都抽不出时间看，那我也得拥有，先配上再说，每年获得诺奖的作家我都要配备，获得了诺奖，就意味着靠谱，牛，那么现在获奖的是莫言，就毫不犹豫地立即买下，配置在自己书房的书橱里。莫言的书如此大量地进入西方一般读者的书橱，也是一桩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真正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中国干部配书，中国文学发烧友配书，西方中产阶级配书，他们不可能都自己去判断，他们就是看诺奖来行事，当然中国干部也是看到了官方对莫言获诺奖的的高调祝贺，实际上中国干部书橱标配莫言的书，比官方发言人郑重宣布诺奖具有权威性还厉害，一切尽在不言中。
    刘：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所排斥的，比如说，性恶，原欲，脏乱差，残暴，残忍，比如说描写粪便、呕吐物，写酷刑，这些原来认为是不能那么写的文字，莫言都组织在他的文本里，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决，非常大的突破，而这种冲决突破，现在获得了承认，甚至进入了干部书橱。它实在是一个潜在的文化发展的资源。有人会说，许多干部他书橱里配上了莫言的书，他会看吗？起码总会偶尔翻翻的吧，翻了以后可能会说，看不懂呀！但是他知道瑞典学院懂，中国作协懂，高层领导懂，他就不会再依照自己以往的思维及做事的定势，对不懂的事物，去从政治上道德上轻率地做出否定性判断，他生出一种对自己不懂的文化、文学的敬畏，你想这是多么好的社会效果！
    张：它使得整个文学趣味丰富了。过去那些干部视野里面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现在他的家乡把他作品里写到的一些东西，转化成文化产业的动力，开发旅游的资源。
    刘：莫言获奖成为一种荣誉，这个荣誉家乡共享。这个文化荣誉原来是在官方计划之外的。
    张：这个差不多是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我是觉得博彩公司比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准。很多洋人也是预测，就说莫言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呢多数人意见是他虽然接近，又都认为他还得熬，怎么也得再熬十年左右。但是瑞典学院我觉得思想比我们解放，说给就给，给了也没什么事，天也没塌下来。当然也有生气的，不理解的，由此鄙夷诺奖的。但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莫言及其作品进入了世界文化史，这是既成事实。不满意你也没办法。你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个“破奖”，或者发誓今后再不关心瑞典学院颁给了何人，但年年瑞典学院的宣布，还是免不了会被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传媒加以报导，中国的出版界如果已经出过获奖者的书，那首先就是加印，2013年加拿大门罗获诺奖，这边前些年出的她的小说集，追印40万投入市场，如果获奖者的作品还没有中译本，那就会有若干出版机构争着去联系版权授予，很快推出其译本。想起来真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整个中国文学从新时期到现在，我觉得经过这三十多年的积累，它现在纯文学这个系统已经跟外部世界基本上交融了。我觉得你们那一代人的努力使得整个交融变得越来越具体了。
    刘：其实莫言这个事情，最大的背景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像中国加入WTO，等等，经济那只无形的手，我们往往因为看不见，感受不真切，就忽略它，中国经济的开放带动着文化的开放，西方经济在21世纪遇到很大困难，需要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给予他们的经济复苏以助力，这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包括当代中国文学中国作家，有了更多的尊重与善意。
    张：我们的文化瞭望始终把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我们理解文化现象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