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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2月19日 星期三

    《心史》确为吴井之藏

    陈栗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2月19日   11 版)

        《〈心史〉固非吴井之藏》是汪荣祖先生《诗情史意》书中收入的一篇文章。《诗情史意》充满诗情,又不失史家严谨,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汪先生是著名史学家,专长清史,对世界史也功力颇深。汪先生最推崇钱钟书先生的学识,多次强调钱氏的“史必证实,诗可凿空”。

        史必求真,是史的意义所在。然而汪先生此文,在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的前提下,却断言《心史》是伪作。由于《心史》现在知道的人似乎不多,我先作一点介绍。

        《心史》原稿是三百七十多年前明朝末(1638年)从苏州一个干枯的井中发现的。作者是宋元之际的郑思肖,号所南。书中诗文表达了对宋朝的热爱,对蒙元侵略的仇恨,和抗元复宋的决心。书稿发现时正当满清入侵中土,明末志士刻印传播,影响极大。几百年后,也有极少数人以为是伪作,乃借郑所南名宣传爱国。

        汪先生断定《心史》是伪作。理由有三条:一,最重要的是从宋末到明末有三百多年时间,书稿在井中不可能不腐烂。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发达,要到十九世纪才有这样的防腐技术。二,《心史》对远在北宋的仁宗避讳,而对南宋高宗没有避讳,这有问题。三,郑所南的诗水平很高,而《心史》中的诗水平很低,不可能是一人所为。他的结论是,《心史》可能是一小群晚明志士集体“创作”的,目的是借古喻今,唤醒国人。

        汪文值得重视和辨析。虽然,陈福康先生早就发表过《〈心史〉实是吴井之藏》(1996年《学术集林》第八集),我愿再作补充。

        首先,汪先生认为十九世纪的科学方法可以保存书籍,并不能证明宋人不能在特殊的情况下保存书籍三四百年。按照《心史》发现者的描述,郑思肖已用尽所能,以蜡纸、锡盒、石灰、铁函多重严密包锢,沉入水井。只要书稿不与水、空气接触,微生物将不能生存。三四百年不算很长,保存可能性是很高的。这与井水和井旁土壤中的矿物质也有关。不能仅凭想象便断定其伪。

        其二,所谓避讳,上海的知名学者陈福康教授在《井中奇书考》中作过详细分析,并指出《心史》没有刻意避讳。我认为,国都亡了还避什么讳呢?可能是写作时心情不同,偶尔用字不一罢了。《心史》中文字,有时平静,有时急狂,有时甚至出现亢奋。今天想到高宗建立南宋不易,要尊重一下,明天想到杀岳飞,要有意发泄一下,都是正常的。

        第三,《心史》诗作的水平问题。我们知道,一个画家不可能每幅画都是精品,科学家也不可能每篇论文的水平都一致。首先要看《心史》诗作的平均水平,与《心史》以外作品的平均水平相比较,而不是在《心史》外挑一篇好作品,再在《心史》内挑一篇差作品相比较。陈福康先生还在《心史》外,找到一首完全与汪先生举出的《心史》中的例子相吻合的诗,证明出自一人之手。那么,我再挑一篇《心史》中意境颇高的作品,展现一下。《春日登城》:城头啼鸟隔花鸣,城外游人傍水行。遥认孤帆何处去?柳塘烟重不分明。可见并不是如汪先生说的“打油诗”。

        汪文否定了《心史》是清军占领北京(1644年)之后的作品,这一点很重要,是我们的共识。人们知道一个常识,一个人是不会把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的著作权随便送给别人的。汪文认为《心史》是明末一群爱国志士集体所为,我认为这不可能。首先就有一个行文风格的问题。如果几个人出点子,一个人写作,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性。但有此必要吗?清兵还没有下江南。

        汪先生还没有注意到《心史》所述的史实,越来越多的细节,被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所证实。这更是汪文的软肋。很多学者早已断言《心史》必为郑思肖原作,因为几百年后的造假者不可能对历史的了解达到宋元之际人的水平。

        《心史》中讲到有叫个吕大升的人,在苏州组织抗元起义,我们至今尚未见到任何文献有此记载,也许汪先生可以认为这是作假者凭空造假;然而,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发现涉及此事的文献记载呢?与此相反的一个例子是,《心史》写到陈宜中率五百条船进军崖山参战,但在到达后发现宋军已败就离开了。这件事以前亦未见任何文献有记载,因而从未被历史学家重视过。人们可能认为这是郑思肖道听途说,或是“造假者”的想象。然而近年终于发现有文献记载,宋末闽冲郡王赵若和的十六舟从崖山逃出,与陈宜中的舟师在距离崖山三四百里的浅湾相会,一同前往福建。这一记述与《心史》所记前后连接,无懈可击,天衣无缝,谁能编造得出来?

        广州的王頲教授是一个知名的元史专家,撰文提到宋末赵若和的后人居住的赵家堡有一个碑文《故宋闽冲郡王墓表》,明人郑汝璧(1546—1607)撰,撰写时间早于《心史》出井之前,墓表中即提到赵、陈浅湾相会。这说明了什么呢?《心史》的消息来源,与赵家的碑文所据,是相互独立的。试想,如果《心史》“造假者”看到了赵家堡碑文,就不可能不提浅湾相会一事;如果“造假者”没有看到赵家堡碑文,又如何可能想象得出陈宜中五百舟赴崖山这样一件大事?难道这几个明末的“造假者”对历史的研究与了解,比我们当代用计算机网络查寻还要精准?真是不可思议,神过头了吧!所以说,《心史》必为郑氏原作。看来,陈福康先生对《心史》的确认,确实是无可辩驳的!

        史实、史料不是诗,史实、史料是无情的。相比于汪先生提到的十九世纪技术,这计算机倒真是二十世纪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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