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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惯用“水泥森林”来形容香港的城市面貌。对于这种密集而高耸的建筑形态和城市空间，本地人早已习以为常，而在外人眼中它却是香港令人惊叹的鲜明特征，更成为各国专家、学者研究与考证的重要课题。
总部在伦敦的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The Making of Hong Kong: From Vertical to Volumetric》一书，便是研究香港高密度城市模式的最新学术成果之一。该书的三位作者是墨尔本大学建筑、土木和规划学院的教授和副教授，其中还有在香港大学任职的经历。该书中文版《香港造城记：从垂直之城到立体之城》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香港城市建设和建筑形态的中文专著。中文版封面设计和内文装帧与英文版完全一致，体现了两个版本的传承关系。
全书按时间顺序，从地理环境、传统文化、经济发展等不同角度，叙述了香港从陡峭崎岖、荒芜贫瘠的岛屿，逐步建设成为楼宇紧凑、空间丰富、贴近山水并由一系列最好的公共交通互相连通的国际大都市的历史与现状，解释了高密度城市形态对改变香港人口结构、经济组织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及原因，并得出“香港是运行良好的高密度城市模式的极佳典范”的结论。
书中由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围合式建筑谈起，依次介绍了对香港高密度城市形态产生影响的建筑类型，包括香港早期的围村建筑（曾大屋）、九龙城寨、重庆大厦、战前唐楼、战后政府兴建的公共房屋、工厂大厦，以及1980年代出现的带基座（裙房）的塔楼、高架桥、自动扶梯和多层次城市生活的其他组成部分，最终使香港形成垂直而立体化城市并成为“世界摩天大厦之都”的进程，其间还穿插着香港城市发展、经济起飞、产业转型的历史以及相应的环境、社会、人口变化等情况。
在书的末尾，作者以“补遗”形式披露了为香港所做的两套对比性城市论证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九龙旺角和新界古洞两个地区依靠铁路站点相连的城市形式提出了一些新的设计思路。全书还配有200多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插图，便于读者清晰理解相关文字描述的内容。
在严肃的学术探究的字里行间，作者也不忘添加一些紧扣主题的轻松话题，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书中描述了香港密集而高耸的城市空间对各国科幻小说产生的影响，还介绍了由许多科幻类电影在香港取景拍摄，使香港成为“可以瞥见未来影像的地方”的情况。又如以“点心”和“盆菜”这两种香港美食来直观而形象地诠释城市形态：多层叠放的点心蒸笼是一种垂直化的烹饪分区；而将不同食材在同一容器内分层摆放的盆菜，其每一层的汤汁互相浸润，通过相邻或连接而达到的增效或丰富的作用，作者认为这正是香港城市的精髓所在，称其为“一种盆菜式的城市化”，相当生动传神。
在专门为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作者提及，中国到2025年将拥有不少于15座超级城市，每一座将容纳2500万名居民。作者相信，这种城市化及其密度将使多层次或立体化的城市环境成为其标准而非例外，而香港则是少有的正在运行的范本，可供借鉴。此外，香港1950年代首创的与众不同的H型公共房屋，或许可在中国援助部分非洲国家满足住房需求的建设中发挥作用。
笔者十分赞同该书作者的观点，希望我国的城市设计师、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建筑师和其他关注城市设计、城市理论的各界人士都能仔细阅读这本书，从中吸收可资借鉴的香港经验，针对我国各大中城市日益恶化的“交通常拥堵、天空多雾霾”的窘迫景况，提出减少城市能源使用、降低碳排放、缩小“城市足迹”的可行计策，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走上持续可发展的健康轨道，造福子孙后代。
最后，笔者对该书若干地名、人名的译法提出订正。书中将Stonecutter Island直译为“石匠岛”，实际应是“昂船洲”；“美孚邨”应为“美孚新村”，在香港，带有“邨”字的住宅区都是政府兴建的公共房屋（简称“公屋”），而美孚新村则是私人地产商开发的楼盘；书中还将Shop-house译作“店屋”，但香港并无此名称，应改为“唐楼”；“上海道”应改作“上海街”；New town译作“新城”，但香港惯用“新市镇”；第一任港督姓名译作“璞鼎查”，香港习用“砵甸乍”；用英文写作的香港女作家Xu Xi音译为“徐熙”，实际应为“许素细”。
《香港造城记：从垂直之城到立体之城》，[澳]巴里·谢尔顿等著，胡大平、吴静译，电子工业版社2013年5月，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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