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禁到精神自锢由

    《拉兹之歌》是我最为喜欢的一首歌。我首次听到这歌的旋律，是在197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那年我刚进入淮阳师范学习绘画。在一次班会上，我那位有着伊斯兰血统的高鼻梁深眼窝被大家称为“艺术家”的同学就演唱了这首歌: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

    当那歌的旋律从晃动的烛光里在手风琴的伴奏下传来时，把我这个刚刚从偏僻的农村小镇出来的青年人给镇住了。说句实话，有生以来我还不知道世上会有这么优美而凄婉的关于一个人命运的歌曲。《流浪者》是一部在我人生的路途当中留下过深刻烙印的电影，后来，在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重要关口，我的耳边都会想起《拉兹之歌》的旋律。像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之所以会喜欢印度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和20世纪70年代末由《流浪者》掀起的热潮有关。这部在1951年由印度电影城“宝莱坞”出品的影片是拉兹·卡普尔导演并主演的，而在影片中饰演拉兹和丽达的演员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流浪者》引进中国的年代是1955年，而我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是在1979年的秋天。那个远去的秋天，我坐在淮阳县城的电影院里一连看了两遍《流浪者》，在那个思想被禁锢的年代里，电影所讲述的故事对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拉贡纳特大法官住在一座像宫殿一样的别墅里，但是他可怕的“血统理论”却坑害了许多人，这包括那个名叫扎卡的盗贼。扎卡为了报仇，抢走了拉贡纳特的妻子。出于家庭的压力，拉贡纳特把临产的妻子赶出了家门，他的妻子在街头生下了儿子，然后过着凄惨的生活。拉贡纳特的儿子拉兹在扎卡的引诱下最后成了一个盗贼。多年后，当拉兹出现在法官面前的时候，不明真相的拉贡纳特却认为拉兹是个不堪救药的人。他说，“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这位印度法官的理论，与我们经历的十年浩劫的中国有着惊人的契合。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承袭了封建血统决定论的观点遭到了出身“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家庭的青年遇罗克的否定。他在1966年12月的《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出身论》，但是这篇惊世骇俗之论并没有给出身“黑五类”的子女求得平等的地位，遇罗克本人，也在1970年3月5日从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发出的排山倒海似的“打倒”声中，被宣判死刑。27岁的遇罗克成为了“黑到底”的代表和血统决定论的祭品。

    什么是悲剧?那就是亲兄弟相互仇视，相互残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们的同胞被人为地分出像贫农、工人阶级、革命者、地主、富农、右派分子等等这些专政与被专政的不同的阶级，然后不但以此为标准随意地制造出一幕又一幕惊人的悲剧，而且我们还都相互囚禁在精神的牢笼里。在那个年代，我们没有言论自由，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对数亿的中国农民来说，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他们不但在人格上低人一等，而且在精神上被歧视。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吹响，但人们要从被歧视的阴影里从被禁锢的精神牢笼里摆脱出来，还十分的困难。这就像1954年美国的《宪法》做出了种族隔离是违法的规定一样，《宪法》虽然已经修正，而黑人真正地要想摆脱种族歧视还得从自己做起，自己的内心必须强大起来。我们自身的解放，才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人，最深的恐惧可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在1979年的秋天，我所看到的《流浪者》里所讲述的悲剧故事，无疑给了我们一丝阳光，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们才开始战战兢兢地朝着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方向艰难地行走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伊始阶段，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各种西方的文艺思潮和哲学思潮逐渐涌入中国，当时那种热烈的气氛凡是过来人都深深地体验过，如今谈起虽然犹如隔世之梦，但我们还是感到亲切，因为毕竟有许多东西渗进了我们的血液，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不但从禁锢之中走出来，而且朝着精神自由的方向前进，我们知道前进的道路阻碍重重，能走到今天提倡和谐的时代，我们确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流浪者》这部电影，则见证了中国最初的觉醒，见证了最初的反思，可我不敢说在当下崇尚金钱和权势的世风里，在这个媚俗的现实里，我们离真正的精神自由还有多远的路途，但是我相信，因为我们在不断地追求民主，所以我们生存的土壤就会湿润，就会有独立思想的生长。在湿润的土壤里，我们优秀而自由的民族精神，最终会长出参天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