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与中国电视的一个时代

    邹煜采访白岩松写成的《一个人与这个时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如同孙玉胜当年的《十年：从改变中国电视语态开始》一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白岩松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央视新闻评论部引领的电视新闻改革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电视人。他的身份有三：电视记者、节目主持人、电视评论员。但在白岩松本人看来，“记者”永远是贴在自己身上最重要、也最有份量的标签。他在中国电视新闻版图中的持续存在，标志着90年代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为代表的专业主义基因在新世纪的延伸。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中，是如何通过白岩松这样一个人物得到了体现？在这本书中，我们大致可以找到答案。

    如果让我用若干核心概念来概括《一个人与这个时代》所传递的东西，我会选择如下四个词语。

    平视。这是白岩松在追忆《东方时空》（当然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东方时空》）时提出的一个理念，主要针对“东方之子”和“生活空间”两个板块而言：前者“把之前可能高高在上的人平视”，而后者则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变成了新闻人物。能够平视他人的电视记者，如白岩松所说，“提的问题不会都是献媚的，而就是问题”。如此一来，“平视”界定的就是新闻记者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新闻记者应当是一种民主化的社会关系的代言人，这体现在记者对他人的一视同仁。

    语态。这是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绝然无法绕开的一个概念。简而言之，就是报新闻、“说新闻”的方式。在白岩松看来，电视新闻的呈现方式应当是新闻化的，而非散文化的。什么是新闻化？“各位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广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您报道亚运会开幕式。”什么是散文化？“今夜的广州，星光灿烂；今夜的广州，火树银花。”电视是嵌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大众媒介，给人看、给人听的新闻，首先要讲人话。在很大程度上，《东方时空》掀起的新闻改革就是语态的改革。新闻化的语态，界定的是新闻记者与素材之间的关系。

    严肃。白岩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新闻的内核必须是严肃的。“这一点不管放在哪儿，也不论你是谁，你跟我说你多么新人类，你如果想要颠覆这个东西，滚蛋！”但所谓的严肃，又绝非很多人理解中的传统新闻报道中充斥的“刻板、空话、套话”——这些东西是对“严肃”的玷污。此处的严肃，实乃新闻记者对自己专业（profession）和职业（vocation）的由衷敬畏，它所昭示的，是新闻记者如何去处理自身与事件之间的关系。

    脱敏。在谈及电视新闻评论时，白岩松频繁提到“脱敏”一词。为什么新闻评论需要脱敏？因为在中国独有的政治环境下，“敏感”是一切传播活动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可对于新闻评论来说，只有“脱去”这些“敏感源”，才能发挥瞭望者与监督者的功能。从《东方时空》开始，我们发现至少对于电视新闻改革而言，更多时候是形态易动、理念难改。白岩松所言之“脱敏”，强调的就是新闻记者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保守的观念，流行的观念，清晰的观念，含混的观念……无论是怎样的观念，对新闻人而言，都要屈从于专业的观念。

    总体而言，《一个人与这个时代》带给我的激动与躁动，莫不与上世纪90年代央视新闻评论部所缔造的光荣与梦想有关。很多事情，开始的时候总是很伟大，结束的时候却难免沉沦于琐碎。无需叹惋，也不必遗憾。《东方时空》开创的神话也许永远不能复制，但中国电视业的未来会继续书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