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的变迁是如何发生的

    在中国历史中，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社会的互动经久不息。这种互动不仅是游牧与农耕这两个古老行业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所使然，而且为中国“天下统一”历史趋势所推动。在这样一个视野下观察游牧文化的变迁，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且对当代中国草原、畜牧业和承载着游牧文化的少数民族的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

    公元13世纪，蒙古成为北方草原游牧帝国的继承者，蒙元时代的游牧社会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草原深处出现了辉煌的城市和四通八达的驿路。但传统的民间畜牧业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明朝建立后，失势的蒙古统治阶级退居草原重返游牧生活，长城再度成为农耕与游牧这两个社会的“资源界线”。不过，明朝虽然大规模重建长城，但是农业与畜牧业之间的界线却已经不那么清晰，长城之外的农业社会、定居聚落也开始发展。因此，《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这部著作将明代作为内蒙古地区游牧文化变迁的历史坐标，无疑是准确的判断。

    清朝的建立，使长城失去了修筑的初衷。但是，蒙古社会也随着清朝的统治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盟旗制度、寺庙经济、商业贸易、半农半牧等因素日益增强，定居化、农业化在内蒙古地区日渐成长，直到清末“新政”和蒙地放垦，内蒙古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融汇也更加紧密。这一过程历经民国，延续至今。对这一历史变迁过程的梳理和研究，以及游牧文化变迁的内因与外因的分析，构成了这部著作史证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一历史叙事，并非简单地勾勒过程，它体现着著作者始终坚持的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思路，并通过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进行解读，突出了文化和生态的观念，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传统的草原游牧生产方式对现代社会而言几乎失去了经济学方面的意义，牧民定居化、牲畜圈养化的现代牧场经营模式正在展现新的前景。相应的是游牧生产方式创造的文化，也正在脱离传统的人——草原——牲畜的共生模式而失去传承发展的依托。

    这是如何发生的?这样的问题，不是以近世的草原农业开发、现今的草原矿产开发就能够做出回答的。事实上，即便是完全封闭的社会，也不可能避免环境的变迁(包括人为因素)，进而导致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兴衰，置身于汪洋中的复活节岛这样的孤立社会，就是如此。而经历了几千年农耕与游牧全方位互动的历史，北方草原早已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且游牧业的流动性本身就具有开放的基质。

    文化的变迁是普遍规律，变迁中包括了衰微、转型、创新和发展。这部著作对内蒙古地区蒙古游牧文化变迁的着眼点，关注了一系列民间社会的文化因素，展开了民族志的田野视界，阐释了游牧生计方式和生活模式的变迁，与其相关的民俗文化符号诸如语言、民间信仰、节日与祭祀以及衣食住行、婚丧娶嫁等诸方面也相应地发生了变迁这一连锁式的嬗变历程。这种变迁，包括了持续衰退的原初形态，包括了适应生存的转变过程，包括了固守精神的形式改变，也包括了“发明传统”的文化重构。

    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社会变迁迅速而广阔，经济发展的触角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在这种情势下，传统文化往往其价值未经科学评估就被抛弃，生态环境的代价往往也付出了太多。变迁是必然的逻辑，但是变迁并不意味着对历史基础的轻视和忽略。历史、现实、未来之间不可割裂的过程，正是学者们需要深思熟虑的课题。这两位学者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是她们的著作却有深厚的历史感，而且她们的思考又处于时代的前沿，生态环境的保护、传统文化的珍重，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或者说整个人类社会，已经成为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