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的留学岁月

    1962年9月15日，身在南开大学的雷海宗给在万里外的弟子何炳棣回了一封信，信里表扬了何氏在美国取得的成绩并介绍了自己的近况。算起来，从1960年春何炳棣写信到雷海宗回信，已经隔了两年多，时间实在是拖得有些久。不过，冥冥中仿佛早有安排，何炳棣将要去任教的芝加哥大学，正是雷海宗魂牵梦萦的母校之一。1922年，20岁的雷海宗远渡重洋，在芝加哥度过了五年的学习生涯，在那里，他获得了自己的哲学博士学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芝城的好学青年

    中学时代的雷海宗原本就读于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雷海宗插班进入的是二年级，与他同转入的还有刘行骥、卞彭年、沈铭书、魏毓贤等人。在清华，雷海宗表现优异，三年后，他取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

    雷海宗这一批的出洋学生共有135人，除了来自国内不同学校的74名自费者外，还有清华的61名毕业生。据《申报》所登载的一份材料，雷海宗最初所选择的学校似乎不是芝加哥大学，专业也并非历史。在这份材料中，雷海宗的名下是克拉克大学的教育学专业。与其情况相似，雷海宗后来的芝加哥同学，许多人最初的选择也不尽相同，如闻亦传和刘绍禹原本选的是迈阿密。同往芝加哥的宋俊祥曾道破改校的心理：“原想往米西根大学，到了芝加哥后，为食欲所动，就同邓式曾一起住下。……先我等一月来的王昌林亦犯此病。他原定往欧柏林大学，只因贪芝加哥中国饭好吃，也留下了。”因贪美食而留下，多少有几分玩笑意味，选择芝加哥大学，应是多重权衡的结果。雷海宗更看重的应是它的学习条件。正如周培源所说：“芝加哥为美国最著名大学之一，其功课颇认真，其教授皆一时知名之士。故入芝加哥所受之训练，其价值当胜规模狭小设备简陋之学校万万矣”。

    到美后的雷海宗的确将学习作为头等要事。多年后，雷海宗的校友、一九级的黄钰生回忆起来的印象还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达，男女社交公开，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难免受到影响，卷入较多的活动。但雷海宗专心读书，毫不旁骛”。关于雷海宗在芝加哥大学刻苦学习的经历，当年的传说很多，据同校学生撰文记述，雷海宗因为对学业太过专注，还被同学们送上了“今之古人”的称号。

    绰号归绰号，雷海宗的用功，还是赢得了老师与同学们的肯定。雷夫人张景茀回忆，到芝加哥读头一年时，雷海宗写了一篇文章，大受该校教师的称赞，还问他如何学得这样好的英文。而王敦书先生介绍，因在学业上取得的突出成绩，雷海宗在美时深受导师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

    芝加哥大学对学生要求较高，无论是在班级的安排还是课程分数的评定上，都从严控制。清华的学生进入芝加哥，要按照清华取得成绩的绩点定高下，九十绩点以上的可以进入大三，一般进入大二。尽管要求很高，但雷海宗在读期间，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天赋与勤奋，多次获得奖学金及相关荣誉，在同学们的记忆中，不乏“雷君在芝专门历史，曾得两次荣誉褒奖，及一次之成绩奖金”、“何运暄等皆带荣誉毕业，张英越、雷海宗并各得了180元的学费奖”的情况。

    雷海宗不仅在学业上给留学生树立榜样，有时他还亲自劝说同学们专注学习。据黄钰生回忆，雷海宗规劝他抓住难得的机会，利用大好的条件，努力学习，不要受外界的干扰。黄钰生因此一直视雷海宗为诤友。

    “今之古人”的另一面

    尽管顶着“今之古人”的称号，尽管留学生中流传着雷海宗“埋头读书，不干外事”的“名言”，但这并不妨碍雷海宗发掘自己的生活情趣。从雷海宗在芝加哥期间的业余生活来看，他并非那种完全读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

    雷海宗是注重交游的，他与在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都相处比较融洽。与他一起合住的是二二级的三位同学——何运暄、刘绍禹与闻亦传，有意思的是，这三人最初都是学心理学的。雷海宗与这几人在清华时就比较熟悉，而何、刘、闻三人到芝加哥后也都发奋学习，何运暄读书甚勤；刘绍禹每天抱着德国心理学家冯特的原著大声朗读；闻亦传由心理学改学医，终日埋头实验室，解剖蛙、乌龟、螺丝、蚌等，与这样几个学友住在一起，相互砥砺，每个人的学业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除开学业，雷海宗与室友常常轮流煮饭洗碗，生活过得甚有滋味。雷海宗与张景钺关系也很好，学成回国后娶的就是张景钺的妹妹。

    雷海宗的足迹也并不限于芝大校园内，他对芝加哥市内的图书馆、博物馆、资料室等相当熟悉。有时，他会与学友们一起流连于芝城的名胜古迹。1922年11月26日，他与闻一多、黄荫普、何运暄、宋俊祥、姚崧龄等同去逛了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和艺术学院博物馆（Art lnstitute Muse?鄄um）。闻一多记下了这次游玩的有趣经历，“不引他们久看西洋画，而到有中国的美术品之处，我总对他们讲解赞叹”，其余众人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雷海宗反对无节制的男女社交，但对清华同学会在美组织的活动并不反感。1923年9月29日晚，芝加哥大学清华同学会在“麦雷兰如意馆”聚餐，这次除何墨林、黄钰生、曾宗毅、孟继懋四人因事未到外，其他13人全部出席，雷海宗也在其中大快朵颐。1925年10月2日的聚餐，雷海宗还写了一篇“芝加哥通讯”记载见闻：

    十月二日，适逢中秋。芝城清华同学会廿余人相率至唐人街之万芳楼代胃先生庆祝秋节。是晚也，月圆天清，肴胜兴浓。诸青年学子无不尽情欢绪饱享口福者。然人性各异，表舒亦自不同：文质彬彬，沈静寡言者，则闻齐二张（玉哲，景钺）也。高谈阔论，冠冕堂皇者，则姚永励也。鸿声高斗，满口大嚼者，则梅贻宝也。并肩端坐，言谈雅致者，则周思信与黄女士，王绳祖与吴小姐也。来回走动，料理应酬者，则王会长（化成）也。满心计算，逢人索债者，则冀会计（朝鼎）也。半口大吃，半口高谈，两不相搅者，则吴士栋与周培源也。恺悌君子，文士态度者，则陈克忠与翟桓也。大人先生，谦恭和气者，则余相林与许继廉也。弥陀含笑，耳筋振动者，则骆启荣也。紧相挨坐，低语轻笑，茶饭懒食，四目对射，一若旁无人者，则三日前宣布婚约之区博士（沛久）与蔡小姐也。不言不语，闷坐一隅，一心吹求他人是非者，则不才也。

    这篇颇为有趣的“小记”生动地描摹了聚餐当晚各人的情状，对每个与会者的特征把握得十分到位，雷海宗也不忘将“一心吹求他人是非”的自己揶揄一番。文章末尾，雷海宗故作郑重地强调“同学之短，既已全盘托出；已沥之水，安能复收？谨颂一首，以赎罪于万一”，这是一首戏仿曹操的《短歌行》的打油诗：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肴馔，友朋相过？闹闹笑笑，谈谈说说。幸逢佳人，放心欢歌。“五百”麻雀，戏园“摩托”。逢年过节，倾囊果腹。此机一去，万金土苴。食色性也，人生所属。道德仁义，朽烂污腐。宇宙无心，人造祸福。及时行乐，其庶几乎！

    该尽兴时就应尽兴，即便是“不言不语，闷坐一隅”，雷海宗也并不否认此番聚会的快乐之意，正如“通讯”最后一句“自古忧愁无人和，那见欢乐少侣徒”所言，他还是十分愿意与众同乐的。

    非但如此，看似文弱的书生雷海宗，课外还是一个体育爱好者。雷海宗的同学宋俊祥曾介绍，中国留学生在课余“尤未忘情于运动”，他认为这是“清华学生特性”，即留学生们将清华的好传统一直带到了国外。雷海宗在芝加哥钟情的是网球运动。虽然经费和补贴有限，但为了强身健体、陶冶情操，雷海宗还是与何运暄等人一道买了“最上等”的网球拍，爱好网球的小伙伴们还组织了一个Regular squad，每天都勤加练习。网球之外，留学生们又“买一对手套，大打棍球”，并且还打算“组织一永久足球队”。积极参加运动，保证了雷海宗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应对繁重的学业。留学的这五年，雷海宗身体状况还算不错。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抗战年代的雷海宗曾因为贫血在马路上昏倒；晚年的雷海宗身体不佳一直被病痛折磨——那时的情况，与在美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生活压力，雷海宗已没有更多精力投入体育运动了。

    读书不忘忧世

    雷海宗在美求学时，父亲不幸去世，为承担家庭责任，他每月要从生活费中节省五美元寄回家中。不过，由于有政府发放的留洋补助以及教会的津贴，经济上尚可维持。这样的条件，也保证了他能够安心读书撰文。

    雷海宗的阅读范围很广，他的主业是历史，副修哲学，故对这两方面的内容必有涉猎。雷海宗发表的一篇文章后附有参考书目，可以略窥他的读书兴趣，其中包括《The Hibbert Journal》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两种杂志，以及Bernhardi的《Germany and the Next War》，Hobbes的《Leviathan》，Machiavelli的《The Prince》，Ralph Barton Perry的《The present con?鄄flict of ideals》和Plato的《The Re?鄄public》，等等。无论是《理想国》、《利维坦》、《君主论》这样的名著，还是新近出版的学者著作，雷海宗都有关注，可见其读书之博。雷海宗不仅英文好，法文也很精通，所以他也读过不少法文书，他的博士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正是在阅读了1913－1923年新出的《杜尔阁著作集》的基础上写成的。

    除此之外，据张景茀回忆，雷海宗对佛学也比较关注。实际上，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由于与基督教有着一层因缘（雷海宗的父亲雷鸣夏是当地基督教圣公会的牧师，雷海宗读书时代受到教会的资助），他对基督教相关问题也进行过探讨。1926年《圣公会报》第十九卷第八期上载有雷海宗的两篇文章，都与宗教相关。在《元代基督教输入中国纪略》一文中，雷海宗通过对中西史料的梳理，详细叙述了元代基督教传入、兴盛及衰落的过程，从这篇文笔流畅的论文，可以看到雷海宗的考证功力及对相关史实的熟稔。《安第斯山耶稣之铜像》则由阿根廷和智利边界的铜像入手，讲述了阿智两国最终实现和平的历程。据文章末尾的注释，该篇是“由国际联盟稿内译出”，可知雷海宗的翻译活动，在芝加哥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文章的最后，雷海宗加了一案语：“我们在中国，也能效南美洲人所实行的和平运动么，敢问？”

    雷海宗的这一问，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从以后的学术历程看，除了撰写专业论著，雷海宗始终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撰写了不少政论性文章，论说“历史·时势·人心”相关问题。而这种政论性文章的滥觞，也是在留学时期。1925年雷海宗写出了《“五卅”的功臣》（后节选刊于《留美学生季报》），1926年又刊出《强权即公理说》，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前一篇文章，是他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创作的，文中由“五卅”的问题联想到历史上的纪念日，认为《南京条约》签订日比十月十日更值得纪念，“十月十日不过是几个人糊出来的一个纸老虎罢了。用针孔一扎，我们就知道他是空空洞洞的，盛满了空气”，可见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不满意的；后一篇文章中，雷海宗举出各种例子包括美国1925年刚发生的“猴子案”等来论证“强权即公理”的说法，最终的结论是“强有力的人——特别是强有力的国家——处处亨通，凡事可作。有力去保护他的公理的人才配谈公理。有力保护她的疆土的国家才配承受那土地。无力的人与无力的国家就无公理可言”。且不论这种观点合理与否，明显可看出它是有针对性的，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雷海宗大声疾呼，希望能有强有力的国家、强有力的政府来保护自己的人民与土地，同时在世界上赢得“公理”。贯穿雷海宗一生的“惓惓爱国忧世之心”，这时已经能够充分展现出来了。

    芝加哥的这五年影响了雷海宗一生，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在心底里，他从未将之忘却。1962年，他在给何炳棣的信中写道：“我知道你将要担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教授，非常欣慰，你今后必能更顺利地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芝加哥市内似乎有一个专门收藏中国图书资料的图书馆，对你从事经常性的研究，可能有帮助……”时光已经过去了40年，他仍对芝城的一草一木记忆犹新。只是，饱受磨难的雷海宗已经没有机会再到彼岸的校园中去走走看看了。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不幸病逝，终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