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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办公桌抽屉的最当面处，一直存放着1973年4月10日日本相扑访华团团长武藏川喜伟，于北京饭店举行招待宴会时，所赠的一只木制正方形酒盅。那天晚宴就是用这只酒盅喝的日本清酒。酒盅外侧相对的两面均有“白鹿”二字。另外两边则分别是“日中友好亲善”和“访中相扑团”（均为繁体汉字）。将这样一只酒盅保留了将近40 年，并非是我以此为荣，亦非日本的清酒给我留下了多么难忘的记忆，而是另有两个原因：一是这只酒盅形制朴素大方，置于手边放一些图钉、曲别针、橡皮、铅笔刀等小文具颇为适用；二是更重要的，它留下了我对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内张政烺先生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时时提醒我去体味和学习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那种品性与气节。细说起来，就要追述到41年前了。
那是1973年。根据中日双方的文化协定，当年4月，日本相扑代表团要到我国进行访问演出。因为日本的相扑源自中国，这个代表团兼负有追寻相扑在中国历史源流的任务，故要求中国方面派出有关专家，给他们作一番中国相扑历史的介绍。
时间已是3月底了，驻所军宣队才接到此项任务，要求4月初就要将资料整理完成，随时准备接待来访的日本客人。“相扑”虽源自中国，但在我国的当代体育中，已没有这个项目，连“相扑”的名称，人们都感到有点生疏了。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各方面都是乱糟糟的，也无从查找体育史中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在时间紧迫又茫无头绪的情势下，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在学界有“活字典”之称的张政烺先生。于是便命我和叶桂生兄同去协助张先生突击准备这个资料。
当时，我到所虽已10年，桂生也有9年（他还是研究生毕业），但这九十年间都是在劳动实习、“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基本还没有接触到业务工作。所谓“协助”张先生，我们俩是无从“协助”的，只不过是使我们得到一个向张先生学做研究工作的机会罢了，这对于我们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过去我们对先生并不熟悉，只是久闻其名而已。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批判者站队的行列中，我们才得以初次识荆；也是在那一场场的“揭发”、“批判”会中，才更加深了我们对先生博闻强记、知识渊博、学问高深的印象。诸如先生在学生时，曾就《封神演义》的作者问题写给胡适先生那封信的事，我们就是在一次批判会上才听到的。不过上台批判的那位青年同志，可能也只是道听途说得来的舛传，把此事说得活龙活现、更加戏剧化了。略谓：某次胡适给学生们上课，演讲中对一部书的作者名字，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场面颇显难堪。此时，是听讲课的张先生给胡先生递了一个字条，才使胡先生体面地下了台。批判者举此是作为“炮弹”，要揭露“反动学术权威”张政烺与“反动文人”胡适的关系。但效果却适得其反，众多的听批判会者反而从这个例子中，增加了几分对张先生的敬佩。起码我和桂生兄都属于听者中这一类的人。
我们受“协助”准备资料之命后，便同到建外学部宿舍6号楼张先生家。当我们向先生传达军宣队下达的任务和说明来意后，先生先是“哈哈”笑着重复一句“相扑？相扑！”，得到我们肯定地点头之后，他便转为眼望天花版，以右手半曲的食指轻轻地扣击那宽阔的右额思考起来。很快就从他的书架上取出几函线装书来，让我们在他指定的篇目中去找有关相扑的段落。接着又边思考，边在茶几上开出了一个书单来，有《礼记》、《汉书》、《太平御览》《事物纪原》等，约有十来种。先生当时对我们学问根底的情况并不了解，以为开出书单之后，我们便可以去找到相关的资料了。但当他开完书单之后，见我们还不得要领地乱翻乱找时，他略思片刻便毅然决定改变工作方式了，说：“考虑到所里图书室的书，还没有从战备箱里还原到书架上，有些书可能不好找，你们就在我这里一起查吧。”听到此话，我不知桂生兄是怎样想的，反正我心里很有点五味杂陈的复杂味。一是为自己的基础太差、无知无能感到羞惭；二是解除了怕完不成任务的担心（原先我以为先生开出书单之后，剩下就是我们俩的事了）；三是深感先生关怀后辈的高尚品格。你看，他明明是看透了我们那点水平，担心我们自己按他开的书单去查书，进度太慢，可能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才决定改变工作方式的。他不但没有一点责备、鄙屑之意，也不点明，还以所内图书室的现状为由，为我们找出了一个体面下坡的台阶，免伤了我们的自尊心……
在整个四五天的工作里，所有资料几乎全是先生亲自找出来的，我们实际只给先生当了几天的抄录员罢了。就是这个抄录员也没有做到十分合格，因为不少的资料还是先生亲手抄的。对于从书上抄录出来的这些原始资料，还要进行一番研究工作，才能成为有用的资料。这个研究的工作，也都是先生一个人完成的，它的物化产品便是对每条资料写出的“抄者按”。
这些“抄者按”，即是该条资料的点睛文字。这些点睛之笔，没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史学素养，是点不出来的。将这些点睛文字串联起来，就将相扑在中国的大体源流演变勾勒出来了。也正是从先生的这些“抄者按”中，我们初步领悟到了面对古书中的一段原始资料，如何紧扣时代，如何提其要点，如何与其它资料互证，从而形成自己的点滴看法。我在上学时，也读过一些古籍，抄了不少的卡片，甚至在学报上发表过介绍自己做资料工作的方法。但到头来，一堆堆资料就是提不起来，难以发挥其作用，最终变成了废纸。
先生的这些“抄者按”，给我以启迪，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甚有影响，故对这份资料我一直珍藏着，且未曾轻易示人。如有机会，我将采用适当方式公诸于众，一是作为对先生的纪念之意；二是冀其有惠于后学。
张先生不仅知识渊博、学风严谨，而且深明大义，有着浓浓的国家情怀。这也是我这次在与先生共同接待日本相扑团时所体验、所亲见的。
日本相扑代表团按两国文化协定，如期来华进行访问表演。4月10日晚，是他们到北京后的首场表演。请中国专家给他们介绍相扑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就安排在当日的上午。头天接到通知后，军宣队还是安排我陪张先生去（其实桂生兄为先生做的协助工作比我要多）。在我的想法，一位老专家出席会议，有一个年青人陪护是很正常的，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很具体的任务。但张先生却坚持将整理出来的资料，要分由两人来讲，他讲前段，我讲后段。对此，我先前毫无思想准备。因为张先生是专家，资料也是由他做成的。再说，在北京饭店这样庄严的地方，面对外国人，我也有点怯场。但先生还是一再坚持。相持直到很无奈的情况下，先生才尽掏肺腑地说：“由我个人来讲，不是不可以。但由我们俩人来讲，表明我们是老青结合（原话，其实我已不属‘青’了）。如果由我一个人来讲，人家会说中国的学者没有自由，出来讲课都有政工人员来监督。”
啊！原来如此！听到先生这话，我的眼眶登时布满了泪花，几乎要掉了出来。在经历了多年被人另眼相看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又正遭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雷霆劫难，前不久才刚卸下东岳干校猪倌“桂冠”的老一辈专家的张先生，竟有这样的意识，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民族大义，时时注意维护我们国家的形象，谁人听了能不动容？能不五体投地？！
先生虽已永离我们而去，但他那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良心和民族的意识，却是值得我们继承和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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