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陈荒煤

    我虽然曾经在陈荒煤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但在他主持文学研究所工作时，除了1981年协助刘再复先生为周扬同志起草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报告，交荒煤同志审阅之外，几乎没有讲过话。这可能是我有股不愿“巴结”上司的犟脾气所致，只是埋头做好自己的学问，从不在学术以外用心思。

    记得给荒煤送稿是在晚上，去他木樨地的家里送交的。他说连夜看，让我第二天他上班时在木樨地拐角等他，他把改后的稿子交给我，由我拿到文联铅印。翌日一早我就如约等候，不大一会儿，他和夫人的黑色汽车按时来了。荒煤同志两眼惺忪，布满血丝，看来是熬了夜。他从车窗伸出手来把稿子交给我，车就开走了。我看了稿子，见两万多字的长稿逐页都有荒煤同志修改的笔迹，首页右角批字:请文联打印。看来他是开了一个通宵。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年夏天，荒煤早就调离文学研究所，到文化部任副部长，又从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在家闲居。一天傍晚，我在南礼士路南口遇到正扶着路边栏杆乘凉的荒煤，觉得他已经不是领导了，应该去问候一下，赶忙过去自报姓名问他好，他亲切地笑笑，拍拍我的肩膀说道:“我早就知道你，干得不错!张梦阳，怎么会不知道呢?”

    就是在和荒煤同志这次见面的时候，我从光明日报“文芸”副刊上看到了韩小惠女士主编的《永久的悔》系列文章。感触最深的是荒煤同志的《我记住了这一天》。文中写的是荒煤的“悔省”。他从60年代初到“文革”时期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但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没有抱怨别人，反而痛悔自己在1964年文化部整风会议上，被迫承认自己在电影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因而给“四人帮”迫害众多电影名家和上级夏衍同志找到了借口，因此感到深深的内疚。并由此反省到1958年写文章呼喊“拔白旗”和1964年的被迫认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两极现象，而实质上都是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在不同情况下的反映。其实，当时荒煤是没有责任的。他怎么顶也是顶不住的，他当时的秘书严平同志，不是写过一篇文章，讲那时的最高领导下令:“荒煤如果不检查，就把他送到北大荒去挖煤”吗?荒煤同志不怨天尤人，却痛悔和深省自己，这的确是极为难得的人格高境。从深层思考，荒煤是在反省一种造成历史性错误的“共犯结构”，倘若当时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能像荒煤那样具有独立头脑，硬着头皮顶，“文革”等极左运动可能不会发生了。然而有些人不仅在极左运动席卷中国大地时，积极参与，残酷迫害自己的同志，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而且多少年后中央已经给这些同志平反了，仍然坚持错误，继续攻击曾经遭受自己诬陷的同志。相比之下，荒煤同志的人格境界与这些人实在有天壤之别。

    前些日子与文学所同事谈起荒煤同志，大家都说他实际主持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那个年代，是文学所最好的时期，当时那种向上、宽容、广招人才的和谐气氛非常令人怀念。1979年，为了把我调入文学研究所，林非先生亲自跑去廊坊，为此我曾写过散文《秋天的白杨林》表示感谢，折服他能够“拔猛将于卒伍”，把一个农村教师直接调到最高学术机关的气魄与眼光。林非先生则对我说:你应该感谢的是荒煤同志，是我和鲁迅研究室的主要成员向荒煤同志汇报了你的情况后，荒煤坚定地说:“好，你们进行吧!”并在他主持的文学所办公会议上做出了决定，我才立即去办的。倘若不是荒煤同志决断，我们是想办也不敢办，办也办不成的。

    但荒煤同志从来没有透露过一丝一毫这件事的幕后信息，就是最后一次见面时也没有说过。他总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不拘一格地从各个方面挖掘人才，又从不张扬自己，更不图回报。除我之外，仲呈祥等多位同志都是那时荒煤一手“挖”来的。很多人已经成为各个领域不可多得的英才。而这种广揽人才的良好风尚与战略眼光，正来自荒煤同志一心为公的高尚境界与精明决断。荒煤不愧为老干部中对历史反思最深、对青年提携最力的一位。

    可能是一种天意，1996年11月8日上午，我父亲和荒煤同志的遗体同时在八宝山火化。我悲痛地走出告别室时，看见了“沉痛悼念陈荒煤同志”的横幅，想去最后看一看荒煤同志，但亲友担心我伤心过度，身体承受不住，硬把我拉走了。晚上从新闻联播上看到了荒煤戴眼镜的高雅遗容，想起和他不可多得的亲切谈话和他在“永久的悔”中的“悔省”，不禁痛哭了一场。

    荒煤确实像一个勤恳、执著的挖煤工人，沉默不语却心有定数地不停地挖掘着世上的人才，在荒野掘出精煤，为人类文化做出旁人无可替代的功绩，又从不向任何人说起，只当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而当历史出现波折时，他又总是反思和悔省自己，从不怨天尤人。这是何等的人格高境啊!

    荒煤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