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翌日清晨,燕京大学被封,师生二十余人被捕,其中教职员11人被关押在北京东直门内日本陆军监狱,包括父亲侯仁之在内。父亲身陷牢狱,思念故都,以“北京都市地理”为题构思专著。1942年6月,父亲被日本军事法庭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罪名判刑,后取保开释。缓刑期间,遁迹津门,移记狱中腹稿于纸端,以为后日续作之章本,其时当在1942年下半年。
2010年4月26日,我在清理家中堆积在阳台上的资料时,在一方纸盒内见到几叠宣纸稿本。其一封面有“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字样。稿本大体完好,仅封面边缘有缺损。我立即捧到母亲面前,请她辨认文稿毛笔字迹。母亲凝神细读,确认为父亲亲笔。当天下午,携“狱中腹稿”稿本到医院病房看望父亲,简述寻见的经过后,为父亲读“引言”部分。父亲闭目静听,并无言语,只是在几次被问到要不要继续读下去时,都回答:“要。”如此连读三天。第三天,见父亲精神较好,我将稿本翻开至目录页呈送他面前,父亲双眼大睁,目光自上而下缓缓移动,再自右至左,扫过全页。
《北京都市地理》写在敌寇入侵、国家危亡的时刻。它不仅是沦陷中的苦难习作,正值30岁的父亲更是以此明志:本业之不可废,志气之不可夺;确立以北京研究为安身立命的事业、为生活的重心,以事业寄托性命;坚信矢志不渝、终生不悔的“献身”将使国家和社会受益。
父亲坚守着中国读书人最重视的坚韧不拔的“士节”,在“献身”的道路上走下去,七年之后,完成了本书呈现的《北平历史地理》。
2013年9月24日,一部赶印出来的《北平历史地理》试读本送入父亲病房,置于枕旁,伴随他人生历程最后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