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健：做好出版“慢生意”

    做企业，尤其是文化企业，有时候，需要一颗强大的内心。

    譬如，“出版集团”的重心究竟是“出版”还是“集团”?如果选择前者，那事关“文化”，而文化是个慢生意;如果选择后者，那是个商业命题，只关乎效益。在我们这个心浮气躁的年代，“先富者”更易获得来自社会和媒体的掌声和桂冠;如果选择的是前者，则需对出版理想抱以强大的信念，坦然面对纷纭评价。

    作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董事长、总裁，童健并非不在乎业界的种种产业“评价”，然而，他更笃信商业的本质规律，与文化本身的守则。诸多出版企业争相上市，以兼并重组瞬间达成规模的扩张，而基础很好的浙江出版却在冷静观察评估上市的利弊，勤练内功，保证旗下各社的内容生产能力，并等待新业务的爆发点，多年培育和布局;出版虽然是个“慢生意”，然而，作为出版集团，谨守主业本分，打造内容精品，全方位铺开销售网络，助推全民阅读，专注、躬耕和提升出版主业，正是浙版集团做出的选择。

    专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而出版主业以其自身的成长回报浙版集团，看看浙版集团2013年交出的成绩单吧:总销售160亿，销售收入108亿，利润7.5亿，98%以上来自主业。

    尽管交出了足可傲人的出版业绩，但在童健看来，出版的本质是文化，出版的作用是传承、弘扬和发展文化，“出版的目的不是经济，这个必须明确”。当然，从载体形式来看，虽然出版的最终目的是文化，但文化得通过市场落地，则还得有市场的要求。

    就在今年，浙版集团旗下少儿、文教、生活、经管、文学、艺术六大产品线建设全面丰收，涌现出一批精品力作和畅销书。“财经时政类，我们慢慢在上升;科技类也在上升;少儿图书持续十一年保持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这个情况其实是值得总结的。”

    在童健看来，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争出少儿图书的情况下，浙少社还能十一年保持市场占有率第一、并持续提升市场份额的原因就在于，品牌。

    “作为文化创意单位，出版社不一定求大，但要求强，求特;有特点，有品牌。买字典必须到商务印书馆，这就是品牌。”童健认为，现在同质同类的出版社太多，互相之间分工不明确，门槛没有界限，导致市场混乱。原来之所以形成出版的专业分工，就是要形成在专业基础上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不能为了一时之利，丢失了出版社固有的品牌和特性。

    “各出版社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目标，多年持之以恒，其品牌才能彰显。”在童健看来，专业化是出版机构的正途。

    浙江新华的零售尽管还是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没有原来快了，“与大气候还是有关系的”。而书业零售业态如何与时俱进，正是浙版人在悉心研究的。

    童健曾经仔细分析过大众的消费模式，他将其归为三类:一是shopping mall，即大型超市；二是精品名品专卖店，再就是社区便利店。“新华书店的卖场变革方向也要适应这三种模式。”作为新华书店的旗舰店，大书城致力于打造文化消费的综合体，让读者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文化服务;中型的城市书店主要落脚点在特色，可作为阅读体验馆，更可形成文化品牌，成为城市的文化地标;再有就是浙江新华的农村小连锁，现在已经开始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的战略转移，“在城市社区布点”。此外，浙江新华考虑的是线上线下如何互动的问题，即OTO模式。

    OTO模式被称为传统行业掘金互联网时代的利器，其核心是，把线上的消费者带到现实的实体店中去，在线支付购买线下的商品和服务，再到线下去享受服务。显然，OTO模式也是传统图书销售行业实现互联网变身的关键选择。多年前，浙版集团就开始埋头打造图书电商——博库网，2013年，博库图书销售达到3亿多码洋，为浙江新华的OTO变身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博库的实践看，订单越来越多，销售规模越来越大，但我们需要付出的是人力成本和邮费。采取的办法是，书的进价折扣低一点，博库亏一点，靠这个来给读者让利。”

    博库现在完全是集团的自有资金在运营，下一步，童健考虑可以引进战略投资，博库最后的方向是上市。但是，“战略投资肯定有资本运作的取向，投机的成分很大，要用它合理的东西”。同时，童健对博库还有着更多的期许，“使博库成为品牌交易平台，成为书业的淘宝和天猫”。

    接下去，浙版集团要将旗下的数字出版公司与博库网进行整合，主业的转型升级，将是浙版集团长期的工作重点。然而，与新媒体的融合，童健尚有自己的疑问。比如，厘清数字出版权的问题:“数字出版、移动手机上线的内容，是否也需要由具有出版资质的单位发布呢?纸质出版有严格的准入门槛，有大批成熟的出版人，数字出版领域还比较混乱。”

    同城已经上市的浙报传媒集团斥资近32亿人民币收购了杭州边锋和上海浩方100%的股权，然而，不少业内人士的疑问是，网络游戏与出版、内容打造又有何关系呢?就此，童健认为:“一个集团最后叫不叫出版集团，传统出版集团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主管部门应该有一个规定的方向。”在童健看来，对于企业而言，只要能够生存发展，完全可以从一个产业空间去另外一个空间;但如果政府认为某一空间不能缺失的话，还是应该有所布局。

（本报记者 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