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2011年，销售码洋1亿，利润400多万;2013年，销售码洋3亿，利润1500多万。文化理想与商业实践如何平行兼容?请看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专业出版故事——
杭州体育场路繁华而喧嚣，坐落在347号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却是一方宁静的所在。如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一样，它低调，却总是不容让人忽视，就像他们的浙江老乡鲁迅所说的一样，“埋头苦干”，为出版重塑尊严。
阅读方式变迁，图书零售走低，阅读日益边缘，在绝大多数出版人已在谋划升级转型之际，如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一般，浙江人民出版社同样交出了似乎让人难以置信的主业答卷:员工54人;2011年，销售码洋1亿，利润400多万;2013年，销售码洋3亿，利润1500多万。尤其是，浙江人民社谢绝快餐出版，走专业出版道路，高举文化出版大旗，精品图书层出不穷，如星辰闪耀，习近平著《之江新语》、欧阳淞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图集》、李捷主编《毛泽东著作辞典》、胡鞍钢解读中国系列、郑永年“看中国”系列……
文化理想与商业实践如何能平行兼容?看看浙江人民社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出版故事。
专业定位
尽管已经转企，浙江人民社却有着明晰的规划，坚持自身出版定位，不跟风，不逐流，走专业出版道路。对此，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何成梁想得很清楚:“作为地方人民社，首先就是要为地方党政部门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要配合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提供优质的出版支持，促进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浙江是各省中最早提出“文化大省”目标的，后又提出“文化强省”目标，所以浙江人民社形成了主要以出版社科类的政治理论读物为主的出版特色。当然，作为市场条件下的地方人民出版社，还存在怎么面向市场的问题，浙江人民社采取的是专业出版的道路。
浙江人民社将自己出版的专业领域定为三个方面:其一，时政图书，第二是财经图书，第三是文史图书，都是有出版传统的。特别是时政图书和财经图书的市场影响力，从目前来看，浙江人民社在地方人民社中排在前列。根据最近《中国图书商报》东方数据资料，出版社单品种码洋贡献率排行榜中，浙江人民社整体市场列第11位，社科类列第7位，连续第22个月进入前10;出版社码洋份额排行榜中，社科类列第19位。
看浙江人民社的时政图书，精品迭出。胡鞍钢的“解读中国”系列，每年一本，每年的发行量都在五万册以上;郑永年的“郑永年看中国”系列，到今年已经推出了七本，两本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推荐。一是《中国模式》，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推荐，为中央党校学员的必读书;二是2012年初推出的《保卫社会》，得到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的推荐，要求处级以上干部必须阅读。去年书博会，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参观浙江人民社展台，浙江人民社副社长叶国斌向他介绍了这套书。柳署长的第一句话是，“这套书写的很好，我看过”;第二句话，他说你们把关把得很好，这么敏感的题目，可能一般的出版社就会把握不住，已经出问题了，但你们走出了一条时政图书怎么把关、如何出好的道路。
走专业出版道路，关键还是要抓牢、做准，而财经图书是浙江人民社的长项之一。浙江人民社2001年推出吴晓波的《大败局》，成为当年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到现在，发行已经一百多万册了。“从那时候开始，2002年，我们就决定跟蓝狮子合作，共同开发本土财经图书品牌。”其时，何成梁任浙江人民社副社长，他回忆说。
在财经图书市场当中，浙江人民社的品种也好，社会影响力也罢，十年来都不曾减弱。特别从最近两年的市场来看，浙江人民社在大踏步提升。今年1月，浙江人民社推出《大数据时代》，发行量高达38万册，各地都列为培训用书，形成“大数据现象”。
浙江人民社文史图书的热销品种也层出不穷，“最近推出的《百子全书》、《清代版本图录》等，光向台湾地区出版社的数字版权输出金额就达到60万元”。叶国斌说。
在何成梁看来，文史板块也应突出为地方党政服务的功能，就此，浙江人民社也推出了大量针对这一块的图书，如地方志。“盛世修志。要达到文化强省的目标，现在浙江的每个县都在编志。基本上质量比较高的、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志都在我们这里出版。”而浙江人民社即将推出的《浙江文化通史》、2007年推出的《浙江通史》，都是浙江文化建设上里程碑一样的出版物。
“一个地方的人民出版社，如果连本地市场都做不好，如何还能开拓全国市场?而且，在为地方党政服务的功能上，当然首先是政治需要，但这也是市场。无非这个市场不是通过书店销售的零售图书市场，而是特殊的专业渠道的市场。这么多年来看，省委省政府，特别是省委宣传部对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地方人民社的首要职责是要为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而且坚持专业出版的道路不动摇。”这是何成梁的肺腑之言。
这么多年来，快餐文化，如网络小说、官场小说等，浙江人民社一本都没有做过，“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何成梁感叹。从目前宏观层面来看，新闻出版是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高度重视的，文化建设也是地方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的，而且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新闻出版的一些重大项目也有资助，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还是选择做有文化含量的、有学术价值的出版物”。
去年，浙江人民社完成了两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一是从酝酿到出版历时20年的《毛泽东著作字典》;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图集》，关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浙江省唯一的一本十八大献礼图书。回顾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何成梁感慨:“历经数载，反复修改，不容易。”
对于有些出版社的蜕变，何成梁很是遗憾:“现在有些出版社已经变成什么出版社了?他放弃了专业出版。”而浙江人民社这么多年始终坚持专业出版的发展道路，显然与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躬耕主业的发展理念一脉相承。
深耕渠道
转企改制后，作为市场主体的浙江人民社，必须要面对市场的风浪，要讲规模和效益;然而，浙江人民社所坚持的高品质出版道路，是否会曲高和寡?
何成梁摆开了浙江人民社2013年的销售数据:销售码洋达到3个亿，利润1500万。“当然，跟其他大社比起来，我们的销售成绩可能很一般，但浙江人民社只有54位员工，用童总(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裁童健)的话讲，人民社的人均创利还是很高的。”
在何成梁看来，能实现这样的效益，还是因为人民社在改企之后，无论是内部治理结构，还是对市场的关注力度，都在提升。“如果我们缺乏市场意识，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发展的。”
确实，如今的图书市场上，存在着有些书叫好不叫座，有些书是叫座不叫好的现象。那么，有一定学术品格、保证精品质量的图书，如何同时也能够获得市场欢迎呢?“我还是认为，书的内容决定一本书好销还是不好销。当然，好销与不好销是两个概念，一是畅销，二是常销。”在何成梁看来，要达到畅销，可以凭借某一个话题或市场热点，或某作者的知名度。如韩寒，不管在哪家出版社出书都会好销;南派三叔封笔的消息，让他的书一下又畅销起来，因为大家都认为再也见不到他的作品了。而一些专业类的图书，读者短期内可能感觉不到它们的销售，但几年下来看，销售还是不错的。
要注意的是，从出版的角度来看，时政类图书有一个内容如何把握的问题，“内容肯定不能出问题，要把握好‘度’”。
渠道是产品的生命线，浙江人民社深知这一点，并早就开始布局。
“传统渠道包括线上、线下，当然现在在此消彼长。我们更重视民营渠道，如党校系统渠道、培训市场渠道、党政图书的发行渠道、为地方党政服务的渠道，等等。”何成梁表示。
叶国斌透露:“北京有一个党政图书发行联合体，在全国有网络。”但他同时表示，浙江人民社不会委托联合体总发，而是这条渠道的所有书店都是浙江人民社的客户，“我们自己来对接和管理”。
对此，何成梁有自己的见解:“总发对渠道维护的副作用很大。不论折扣高低，关键是我的客户居然拿不到我出版的书了，必须要从包发的人那去拿，对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浙江人民社的业务员只有五个人，对接的书店客户将近350家，不由不让人感慨浙江人民社精细化管理的程度。
浙江人民社在全国有特殊的渠道网络，在党政部门。但系统渠道并不是表面上来看，一本书交给浙江人民社，社里印好给他就行了，“需要大量的服务，图书质量品相也要过硬”。何成梁如此叙述合作过程:“我们策划、想好，然后他认可，认可以后我们再推。和一些部门合作，想法他认可了之后，我们整理，从创意到提纲，到作者的选择，都是我们来做。”
叶国斌告诉读书报，有些书，作者自己原来的期待基数就是几千册，但经过浙江人民社的精心编辑和特殊渠道的开发，会发到十万册。有些图书的策划、创意、开发则更考验出版人的水平。“举一个例子，习近平同志2009年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提出，领导干部要善读书、会读书、读好书，我们概括为‘三读’;包括习近平同志前段时间提出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还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包括学习内容他都提出来了，党史、国史等方方面面。我们根据讲话精神，推出一套《三读丛书》，每个月一本，同时围绕党中央、省委省政府的精神，每个月推出一个主题”。譬如，最近的一期就是《中国梦》《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2012年一年时间，《三读丛书》取得了长足的影响，12种图书销售达600万码洋。省直机关、各单位专职机关党委书记开会时，都在强调《三读丛书》的价值、作用，《三读丛书》已作为浙江省全省中心组学习的基本材料。
浙江人民出版社十年前推出了一套学生课外读物《语文新天地》，余秋雨主编。从去年开始，因为省内有渠道，但缺乏品种，许多兄弟人民社来寻求合作，达到共赢的目的，去年是江西，今年是河南、内蒙等。
“2011年，何社长到任，和我说这套书不要老困在省内市场，可以考虑到省外拓展。我到省外跑了一圈后，去年就反应出来了，有一个省就达到一千多万码洋。”叶国斌说。
其实，所有的图书产品如果真正要做大，离不开学生市场。但何成梁说，除非是政府指定，浙江人民社不愿做教辅。“不能把我大量的专业编辑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上，我们的路径是找规范的合作机构来合作。”
合作拓展
在何成梁看来，作为企业，如果盲目发展、扩大人员，成本是很高的;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新编辑进来，没有三到五年是成熟不了的。因此，在现有的人员结构下，可以找管理比较规范的一些民营公司来合作，如浙江人民正在合作的磨铁图书公司、湛庐文化公司，“这其实也是对外拓展”。
何成梁看得很清楚，对外合作的宗旨，其实还是为了壮大浙江人民社的专业出版。“这就是借力。”
而且，浙江人民社在合作过程中坚持四大原则不动摇:一是把握选题立项权。“比如说，选题已经报了，但加工校对审稿后，发觉这本书不适合出，我可以不出”。第二，整个经营必须规范，“不能卖书号，三审三校必须是我这里做”。第三，不能失去市场，“我们跟湛庐文化合作成品书，除了网店是他的，其他所有的地面店的市场都是我的，包括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团购等”。第四，与民营书店合作的品种不超过浙江人民社出书整体规模的15%。
尽管合作条件如此之多，但浙江人民社依旧吸引了国内一流的民营机构，在何成梁看来，这就是浙江人民社长期坚持专业出版所形成的品牌影响力所致。
2012年一年合作下来，合作品种占浙江人民社771个总品种中的8.4%，占456种新书品种的13.6%，“连15%都不到”。之所以坚持15%的底线，是因为，“必须保证编辑自身有原创选题的组织策划能力”。
应该看到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很多书起点很高，作者是国内一流的名家，但浙江人民社毕竟是地方出版社，究竟他们是如何约到一流名家的稿子的呢?
何成梁笑称之为“商业秘密”，但他还是“解密”说:“我认为跟浙江人民社多年的积累是有关系的。我们组织一本书稿的时候，作者写过了，书我们卖的也很好，但我们会一直跟踪联系作者。像胡鞍钢的书，我们已经出了十几年了;郑永年也是多年的老作者。”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多年合作后，双方在今年酝酿推出三本关于毛泽东的书，包括《毛泽东书信背后的故事》、《毛泽东题词背后的故事》、《毛泽东批示背后的故事》，而后两本，是之前的出版界没有出过的。
“我们看了作者的一篇文章，觉得他在某一方面比较权威，先看有没有人可以介绍，没有人介绍就自己直接上门。”何成梁说，这就是浙江人的敢闯精神。
合作中，“共赢”已经成为浙江人民社深入骨髓的合作理念。“所有的对外合作，不管是销售商还是出版单位，或是机关单位，对方可以多赢一点，我们赢少一点。”叶国斌说。
浙江人民社的发货折扣基本上在58折;特殊渠道到一定量50折，但再往下就不可能了。而且，所有的货款按折扣结清，不会60折再返10%，“风险太大了”。
“经营合规合法合理，这是一。第二，何社长所提出的精细化管理涉及方方面面，一般一个合作要签四五个合同，怎么付款，万一收不回来怎么办，我们都要照章办事。”叶国斌告诉读书报。
现在，浙江人民社还在积极开拓业务渠道，以发展其他门类的产品线。就在今年，浙江人民社与中国电力传媒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报社)合资成立了中电联合图书发行公司，为独立法人独立运营，准备进入电力行业，做电力系统的系统书、定制书。
同时，为了更好的把握地市级的出版资源，浙江人民社还和国家级新区舟山群岛新区的舟山日报集团合作成立了图书出版中心，与温州日报集团成立图书出版中心，与嘉兴日报合作成立浙北出版中心。
在何成梁看来，出版单位要做规模，并不见得一定要片面的按照传统企业经营的模式，“拼命造货、拼命进人”;在经营过程当中，要把经营风险降低到最低。“发展目标是什么，你就按什么方向去做，寻找新的增长点。”接下来，何成梁看中了海外出版。
说到出版“天花板”的问题，何成梁说:“天花板肯定是有的，但我们会再找一个还没有到顶的天花板。也就是俗话说的‘东方不亮西方亮’。”
纸质出版会消亡吗
谈到纸质出版的未来，何成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十到二十年内，传统出版还是主流。不要光去看数字出版表面的数字增长，实际上，传统出版的整个蛋糕还是没有小。
当然，如果纸质阅读比例大幅下降，造成出版社难以为继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他认为，其后果不会落在专业出版社，而是教育类出版社和文艺类出版社。“如果电子书包、网上教育真正大面积取代传统纸质教材的话，依靠教育这块市场的出版单位会大幅度削减。而文艺类出版社主要受网络阅读影响巨大，专业出版社只要坚持专业出版这一条路，还是有机会的。”
他提出，专业出版必须要有经典的学术类图书，因为真正能够立身的还是有文化价值的图书。为党政部门服务的系统定制书，也有一些能够留得下去，但更大程度在对利润的贡献，树品牌还是要借助经典图书。
“当前的发展要跟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许多书必须要做，不然就死掉了;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必须要有一定的比例来做经典，但电子版权要握在手中。”这是何成梁给出的应对数字化挑战之道。（本报记者 陈香）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