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子弹之父”考

    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就出现了“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但自始至今，关于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却一直争论不休。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梳理一下“中国原子弹之父”说法的传播与流变似乎是有意义的。

    “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舶来品，于1965年由法国传入中国。1965年7月，钱三强收到法国友人巴杭德邮寄的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上题为《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的文章。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S°“b°″″“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是目前所见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最早版本。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外国寄来的，也要由组织上收拆。上述巴杭德的来信，就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报“科委八局”，再转二机部七局，最后批转给钱三强的秘书。这么一圈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原子弹之父”说从1965年已被国人知晓并在国内传播。

    “文革”结束以后，在思想日益活跃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有着不同的看法，形成了至少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文革”之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传播。

    在“文革”后兴起的报告文学热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1978年9月26日，《文汇报》发表《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文，公开提到中国原子弹之父。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合作出版的《科学的春天》一书中，收录了作家张炯采写的《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钱三强》一文。1987年10月27日，《科学报》发表《播春者之歌——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一文。1990年1月，王春江著《裂变之光——记钱三强》一书出版，随后，《文汇报》、《北京晚报》分别连载，影响甚大。这些带有传记性质的报告文学作品无疑加强了人们对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观点的认可和接受。

    另外，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回应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同年9月，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书出版，其中就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文。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沿用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隐姓埋名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86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广泛宣传开始为人所知。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

    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尤其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1980年代末开始传播。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此说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8月21日，在邓稼先去世7周年之际，杨振宁撰写的《邓稼先》一文于《人民日报》发表。该文将邓稼先与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相提并论，虽然文中没有出现“原子弹之父”的字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振宁是将自己的好友看作“中国原子弹之父”。因为杨振宁的名气，也因为《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该文的影响很大，广为人们征引。

    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所著《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沿袭了此说。书中写到:“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中，聂荣臻元帅虽然不像那些专家一样去攻克一个个具体的科学难题，但可以这样说，我国整个国防科技事业中一个最大的难题，却是他攻克的。……聂帅对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此说虽有新意，但却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差异很大，因而影响有限。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19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

    此说在新的世纪里被张开善先生发扬光大。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该文细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的贡献，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

    应当说，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确实是科学家集体协作攻关的胜利。因此，张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但这一观点却从学理上有悖于“之父”说的本意，“之父”说本来就是在强调集体之外的个人的特殊贡献，是与集体相对的概念。另外，张先生在此文中认为钱三强“从事核工业发展的高层组织管理工作，无暇参加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攻关当中”，“未能主持、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从而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荣誉失之交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有违历史事实，值得商榷。

    第五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原子弹之父”。2011年，陶纯、陈怀国著《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出版，由该书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甚大。在该书结尾，著者谈到了对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看法:“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观一样，都强调中国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但与第四种观点截然相反，认为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基于同样的理由，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表现出在对“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研究上，观点日益多元。

    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讨论还会持续，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深入挖掘那个庞大的科学家群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他们每个人到底在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中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更进一步，数十万人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那些默默无闻者，甚至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同样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探究!或许这就是讨论“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话题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