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健康
  • 女人
  • 文娱
  • 电视
  • 图片
  • 科普
  • 光明报系
  • 更多>>
  • 报 纸
    杂 志
    中华读书报 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中国原子弹之父”考

    黄庆桥 车玉晓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11日   12 版)

        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就出现了“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但自始至今,关于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却一直争论不休。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梳理一下“中国原子弹之父”说法的传播与流变似乎是有意义的。

        “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舶来品,于1965年由法国传入中国。1965年7月,钱三强收到法国友人巴杭德邮寄的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上题为《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的文章。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S°“b°″″“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是目前所见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最早版本。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外国寄来的,也要由组织上收拆。上述巴杭德的来信,就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报“科委八局”,再转二机部七局,最后批转给钱三强的秘书。这么一圈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原子弹之父”说从1965年已被国人知晓并在国内传播。

        “文革”结束以后,在思想日益活跃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有着不同的看法,形成了至少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文革”之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传播。

        在“文革”后兴起的报告文学热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1978年9月26日,《文汇报》发表《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文,公开提到中国原子弹之父。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合作出版的《科学的春天》一书中,收录了作家张炯采写的《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钱三强》一文。1987年10月27日,《科学报》发表《播春者之歌——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一文。1990年1月,王春江著《裂变之光——记钱三强》一书出版,随后,《文汇报》、《北京晚报》分别连载,影响甚大。这些带有传记性质的报告文学作品无疑加强了人们对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观点的认可和接受。

        另外,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回应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同年9月,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书出版,其中就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文。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沿用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隐姓埋名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86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广泛宣传开始为人所知。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

        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尤其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1980年代末开始传播。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此说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8月21日,在邓稼先去世7周年之际,杨振宁撰写的《邓稼先》一文于《人民日报》发表。该文将邓稼先与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相提并论,虽然文中没有出现“原子弹之父”的字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振宁是将自己的好友看作“中国原子弹之父”。因为杨振宁的名气,也因为《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该文的影响很大,广为人们征引。

        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所著《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沿袭了此说。书中写到:“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中,聂荣臻元帅虽然不像那些专家一样去攻克一个个具体的科学难题,但可以这样说,我国整个国防科技事业中一个最大的难题,却是他攻克的。……聂帅对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此说虽有新意,但却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差异很大,因而影响有限。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19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

        此说在新的世纪里被张开善先生发扬光大。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该文细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的贡献,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

        应当说,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确实是科学家集体协作攻关的胜利。因此,张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但这一观点却从学理上有悖于“之父”说的本意,“之父”说本来就是在强调集体之外的个人的特殊贡献,是与集体相对的概念。另外,张先生在此文中认为钱三强“从事核工业发展的高层组织管理工作,无暇参加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攻关当中”,“未能主持、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从而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荣誉失之交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有违历史事实,值得商榷。

        第五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原子弹之父”。2011年,陶纯、陈怀国著《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出版,由该书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甚大。在该书结尾,著者谈到了对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看法:“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观一样,都强调中国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但与第四种观点截然相反,认为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基于同样的理由,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表现出在对“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研究上,观点日益多元。

        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讨论还会持续,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深入挖掘那个庞大的科学家群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他们每个人到底在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中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更进一步,数十万人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那些默默无闻者,甚至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们,同样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探究!或许这就是讨论“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话题的意义所在。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日报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