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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三中全会”似乎有某种魔力。每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总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历史性的转折:从“不要四面出击”到重提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从“两个凡是”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名，到价格闯关失利后被迫“整顿经济秩序”。历届三中全会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在困境中寻觅道路的历史脚步，也让我们看到了“转折”与“改变”的力量。
“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时代》周刊说，“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如今，当我们重新检索1978年发生的点点滴滴时，180度大转弯的脉络却清晰可见。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的头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他被这家媒体评为1978年年度人物。在序言里，杂志撰稿人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谷牧出访，为转型做准备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不久，便郑重地提出:要派人出去看看，特别要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搞的，“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并表示，“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在他的推动下，仅在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
在这所有出国考察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影响最大的当属谷牧所率的考察团对西欧的访问。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考察团一共访问了5个国家(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的15个城市。他们参观港口，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旅行，一路听取情况介绍，收集各种资料。“我在法国看到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谷牧在其回忆录里说道。
考察团发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回国后，谷牧考察团立即向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出访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于下午3点召开，直至夜里11点才结束。这次汇报给政治局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一致同意，中国应该抓住机遇，立即行动起来。会后，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纷纷赞成引进西欧技术，“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六月底，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在听了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汇报后，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1978年7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的指示下，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在务虚会上，谷牧详细汇报了出国考察情况，从7月6日到9月9日期间，务虚会总共开了23次上午会，一向很少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华国锋参加了其中的13次。
9月9日，李先念在务虚会闭幕会上宣布，中国已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他说:“中国不能再维持封闭的经济，为了加快发展，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引进外国技术、设备、资本和管理经验……如果中国人能够充分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20世纪取得重大进展。”
广东、四川、东北三把火
事实上，邓小平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考，在他第三次复出时即已开始。他后来回忆说，我是到处点火。
第一把火点在广州。1977年11月，邓小平与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第二把火点在他的家乡四川。1978年2月，邓小平出访尼泊尔前，途经成都作短暂停留，与当地官员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半年后他在东北又点起了一把熊熊大火。
1978年9月，邓小平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访问归来，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到东北三省以及河北的唐山，天津等地视察，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解放思想，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吉林省党员干部大会上，邓小平批评了鼓吹“两个凡是”的人，说他们没有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重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如果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质文化水平老是很低，我们就对不起人民……所以还是横下一条心来，抓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此言一出，与会同志心中被压抑10多年的激情喷涌而出，响雷般的掌声久久不能停息。
“小平同志在吉林对我们所做的指示，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产生了重大影响……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现在敢讲了，这就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回忆道。
“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
1978年12月18日，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为期5天。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亲历者，于光远认为，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
1978年11月10日，北京京西宾馆，华国锋宣布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华国锋说，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很显然，从华国锋最初的讲话中，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尽管他小心翼翼地不提“两个凡是”，但会议开始两天后，他的计划就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
11月11日，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这一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当天，叶剑英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
“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道，“这一天稍后，叶帅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
11月12日，又有9人在分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华国锋和汪东兴此前拒绝纠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陈云。他说:“中央决定从明年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但是，安定团结也是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此有顾虑。华主席说，揭批‘四人帮’的遗留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解决，但对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然后，他提出所谓61个叛徒问题、陶铸及王鹤寿案件、彭德怀冤案、天安门事件及康生必须批判等六点意见。
不难想象，陈云是带着某种情绪发言的，但他并非唯一带着强烈情绪讲话的人，“他的发言引起巨大反响，大家积存已久的心里话就像开闸放水，一下子倾泻出来，汇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扭转了华、汪等人控制一切、压制一切的局面，彻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杜星垣回忆道，“会议气氛之热烈，是历次党的会议少有的。”
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小组中，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要求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要求谴责已故的康生——他对许多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而且他的前秘书李鑫甚至当时仍在协助汪东兴阻止平反冤案。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们对汪东兴乃至华国锋的不满之火越烧越旺。到邓小平15日从东南亚回国时，会议的焦点已然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11月25日，华国锋按计划做了例行讲话。他对前十多天的会议感到满意，肯定“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对于大家提出的问题，华国锋一个也没有回避。他承认，在毛泽东去世后对导致批邓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是错误的。他建议，给1976年2月因抵制“文革”而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陶铸案平反;摘掉给杨尚昆扣上的反党阴谋分子的帽子……对康生进行批判。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解决政治问题。
邓小平几易讲稿
到12月2日，华国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做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当时，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书中写道，“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后来几经修改，“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接着，邓小平发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谈了四个重要观点: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这场大讨论作了总结。他既批判了“两个凡是”，又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不仅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总结，也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方向。它对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来说，是总结报告;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说，则是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两天后(12月15日)，中共中央会议结束，这一原本计划开20天的会议整整开了36天。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大多还是住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迎接“新面孔”的进入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开幕，第一天，会议安排整个白天代表们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19日开始分组讨论，开始发简报。各分组会上的发言，不论我在西北组听到的还是在各组简报上看到的，没有什么超出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的内容。”于光远回忆道。五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则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和1979B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全会公报。”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前所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如下的评述:
“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由此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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