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闯关”失利后的治理整顿

    1984年1月24日，正在倒卖玉米的王石骑着自行车途经深圳国贸大厦，突然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原来是邓小平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现场。他在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1984年3月，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突然把眼光瞄准了8月即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他得到讯息，国家体委将在6月份开会决定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他给自己的新产品起名“健力宝”，又说动深圳的百事可乐公司同意为他生产易拉罐。随着中国在奥运会上取得15块金牌的骄人战绩，“中国魔水”的名头一夜而为天下知。
    1984年12月，张瑞敏临危受命，接任当时已经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第二年，他抡起大锤砸了质量不合格的76台冰箱。
    1984，一个因为乔治·奥威尔的小说总被和极权主义联系起来的年份，在中国却成了“公司元年”。密集而爆发式的破茧而出，是高层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讨论成果在民间的折射。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
   
    进入八十年代，从苏联照搬过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当时，在党内享有与邓小平几乎同等地位的元老陈云仍然主张计划经济。他提出“鸟笼经济”，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形象一点说就是中国的经济应该像一只鸟，可以飞，但不可无控制，要把它装在一个笼子里，计划就是这个笼子。但是，不突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中国经济就无法往前走。笼子里的鸟能飞得高飞得远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新概念。后来有人曾解释说：“所谓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由于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接受不了，我们才先把市场经济叫做商品经济。”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概念被提出后，得到了各方的认可。经济还是“有计划的”，但是又是具有新活力的。按照陈云的话，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这些新的探索在旧的体制下受到很大制约。按照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各种原材料都由政府控制、分配，企业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实施给市场留下了余地。当时党内高层基本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计划经济不可能覆盖全社会，必须留出一定的市场空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找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中间点。这个设想连一向强调计划经济的陈云也觉得可行。就这样，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胡耀邦等负责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各种探索，最后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概念。”市场在这里不仅仅是产品市场还有原材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一套宏观调控机制。这套机制不是政府靠行政命令而是靠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杠杆和手段去调节市场，比如利率、债劵等经济手段。
    在这些新的设想逐步提出、新生事物逐渐发展成熟之后，中央决定用一个正式的整体方案把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推向全国。从1983年开始，国务院就搞了一个班子，研究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应运而生，这个新机构就成了推进经济改革的发动机。在邓小平等高层的支持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该决定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这一历史性突破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1984年10月的一天，上海五夷路174号门口排起了长队，中国第一只股票———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股票在此发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从此揭开了资本市场的神秘面纱。
   
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临时修改
   
    1988年2月，由于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消费物价指数CPI达到了13%－14%，物价问题成了社会上最受关注的问题。据当时在体改委工作的吴伟介绍，八十年代一些年轻的经济学者，包括如今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主持招商局工作的秦晓、曾掌舵中信集团的孔丹等人，经常在一起探讨中国的经济问题，对于严重的物价上涨，大家都很关心，提出了“改革泥潭期”的概念。所谓“改革泥潭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物价问题是一个难题。匈牙利、波兰的改革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物价问题而受挫，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只有在老一代领导人还在时，实行“物价闯关”，冲过去。时任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局副局长的唐欣也参与了讨论，在听说“改革泥潭期”和“物价闯关”的观点后，便于一次谈话中与邓朴方交流，邓朴方听得非常认真，过了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了“物价闯关”。1988年5月，邓小平与国务院总理李鹏谈“价格闯关”，就提到了“我们这些老人在后面坐镇”。
    1988年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那里通报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陈云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答：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5月25日至27日，时任总书记召集中央十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的两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吴敬琏都对价格闯关带来的后果表示担忧，以致和领导争得脸红脖子粗，十多位部长在一旁面面相觑。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物价闯关”，他说：“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虽然陈云有不同意见，但他的意见最终没被采纳。198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时，仍然制订了一个方案，计划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实现“价格闯关”。并准备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物价改革的方案。根据十三大报告中“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个原则，政治局会议都要发公报。由于缺乏经验，在公报中就把价格闯关的计划都公开了。8月16日方案公布，一石激起千层浪，市场上立刻有了强烈的反应，一时间物价飞涨，社会上出现了“提款风”、“抢购风”，有钱的抢购家用电器，没有钱的囤积日常用品。上海居然有人囤积一户人家可用200年的卫生纸。北京的小公务员，都不敢上街吃饭，随便俩菜就是半个月工资。8月下旬，抢购达到高潮，上海等地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凭票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老办法。
    八月底，中央领导人结束北戴河会议返回北京时，经济形势已经变得十分严峻。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建议“价格闯关”的方案缓行。这时候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组已经成立。准备按照价格闯关的思路起草报告。报告初稿都写出来了，但是形势比人强，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大多数同志还是同意缓行，邓小平也不得不点头。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经济，紧接着召开了中央财经小组会，中央政治局会。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也不得不临时修改。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工作重点就是各地要压基建规模、贷款规模，核心就是压物价。火烧眉毛的时候，又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强调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各级党委和各级省市县长要听话。任志强在他的回忆录《野蛮优雅》中提到1988年中央提出“停缓建”，正是华南大厦进行到打桩挖土的阶段，一纸命令让项目停工，差点把他的公司毁了。
    虽然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强调了“治理整顿不能影响改革开放”，但是如此的经济急刹车很难做到不影响。各地搞经济整顿最有效的还是行政手段，用命令解决问题。刚刚下放的权力又被收了回来，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死灰复燃。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极大的恐慌，没人愿意去私营企业工作，刘永好的希望集团竟然招不到一个人；1989年9月，山东临沂市一个私人白瓷厂厂长王廷江宣布把价值420万元的白瓷厂和180万元的资金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同时，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江苏宜兴一位27岁的电缆厂厂长蒋锡培，也把自己投资180万元的工厂所有权送给了集体。
    正如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改革也在物价问题上遭遇了挫折，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后，又使用行政手段整顿经济。在经济形势一落千丈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进入低谷。
    直到1992年1月，88岁的邓小平走出北京，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在“南巡”过程中邓小平一路发表重要谈话，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甚至说“谁不搞改革谁下台”。小平南巡的旋风席卷全中国，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1993年11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的改革之路终于又走上了正确之路。

    （本文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11月下，定价：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