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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12月04日 星期三

    出版局未来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04日   07 版)

        十八界三中全会拉开了未来十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深层次变革的序幕。

        关于出版,出版家们的期许和愿望是什么?

        谭跃、王明舟、李岩、王文斌、樊希安……他们这样期许出版未来。

        谭跃:产业是体,文化为魂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总裁)

        三中全会关于文化这块讲了四个重点,应该说,是继承了过去的经验和中央的精神,特别是十八大的精神。从企业的角度来学习,我觉得有三个点印象突出。

        第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落点是要激活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我理解,这是关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出版业取得了很大 的进步。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坚持把企业、产业做大做强,另外一方面,还是要倡导大家研究什么是出版精神。我们在做产业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产业是体,文化是魂。与国外相比,中国出版业的规模确实增长很快,但我们自己集团里面做过分析,如果仅仅聚焦在出版环节上,包括传统和现代出版,这样的增长中间,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的。

        第二条,我体会比较深的就是企业的改革要坚定不移。我对体制的改革感悟不多,但是很明确,机制的改革是非常清楚的。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和版协在这个方面可以给予更多的研究和指导。

        第三个是走出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把文化发展推到了海岸线上,出去还是不出去,怎么出去?有效出去还是无效出去?这也是版协对全行业进行指导的重要方面。

        王明舟:关注制作与出版分开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我特别关注到一条,即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那么接下来,可能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出版机制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在制作和出版分开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保持我们出版的正确方向和健康的发展。

        此外,我特别呼吁关注100多家大学出版社的状况。关于出版体制改革,中央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但对于体制改革的政策优惠,从大学出版社的状况来看,还有相当比例没有得到落实,包括在京的大学出版社。完成了转企工作后,大约有接近一半的大学出版社没有享受到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李岩:倡设国家层面阅读委员会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

        倡导出版精神,提升全民的阅读素质、阅读素养和精神品级上,版协可带领我们全体从业者发挥更大的作用。强烈呼吁设立国家层面的阅读委员会,推动倡导全民阅读,提升人民整体素质。

        此外,开展出版从业者的职业教育培训方面,可做的工作比较多。版协各个专业委员会集聚了大批专业人士,他们参与整体的职业教育培训,对提升我们出版业的人员素质非常重要。

        此外,从成熟的出版业的发展情况看,更多依托于出版协会、社会组织来承办对外交流的工作,包括重要的国际书展。

        王文斌:完善书业经销秩序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理事、机械工业出版社社长)

        现在,整个图书出版业处在一种大发展、大变革、大整合的趋势当中,但也不能不看到以下几点:其一,产业增长很快,但高质量精品力作不多;第二,下一步出版改革的方向、规则不是很明确,大家还有疑惑。第三,出版大发展的案例比较多,但突出主业的还并不是很明显。当然,任何一件事情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从起步到不是很成熟,最后到成熟,到有序这么一个过程。

        学习了三中全会的《决定》后,我感觉,对图书出版业做一个系统设计和改革的时候到来,第一,可在市场主体的深化改革上进行突破;第二,在图书出版业的经营秩序上突破。

        出版主体深化改革突破的方向应该是分类改革。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或说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不同于很多国家。这些核心要素要宣传,要弘扬,跟市场规则有融合的地方,也有不融合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所谓分类改革,就是对承担意识形态工作的出版社,在体制上应该有特殊的安排,不能光让他们在市场上吃饭,而是让他们在没有经济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全身心把意识形态产品做精。对于传播一般知识的出版社,应该让它有更好、更活的机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出版社面临民营文化公司的强烈竞争。我建议,给国有的非意识形态的出版社更多体制上的灵活安排,包括股份制和合伙制等等。

        第二,完善秩序。现在书业的经销秩序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最近研究了物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最近也给总局提出建议,希望纠正这些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经营行为。一些网络书店不计成本、赔本走量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面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出版社把书委托给书商销售,但物权并没有转移,而且图书是定价销售制,我们不同意降价,经销商没有权力改变。且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不许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在这个问题上,希望版协应该给总局、发改委提出建议。

        樊希安:勿让图书定价销售制名存实亡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理事、三联书店总经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深化改革的集结号,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市场要在整个的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因素,这是最大的变化。我们建议,下一步,政府在有些功能方面要缩手,版协有些工作要伸手,当然,怎么伸,需要更好的研究。

        比如说,关于图书定价的问题,版协曾经建议,新书在一段时间内是不能降价的,并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发改委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认为版协做得非常正确。我们这次到土耳其参加书展,见到以色列书商,他们告诉我们,以色列国内有明确的规定,为保护文化多样性,新书18个月内不允许打任何折扣。版协做出的这个建议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但受到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阻挡而夭折。下一步,是不是要在维护图书定价销售机制方面做一些的工作?过去,对版协,我们更多强调服务功能,但今后我想版协的指导功能应该强化起来。

        

        俸培宗: 强化企业主体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理事、前化学工业出版社社长)

        三中全会提出四句话,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这四句话不是新提的,但有它的新意,而且这四句话现在还没有落实和到位,这是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政府如何主导?现在有一些问题,比如,出版评比一定要看出版社的主业,而不是房地产,如果把房地产作为出版社增长的主要依据,我觉得这就是花架子。标准的建立,需要政府来做。协会可以做什么,需要版协提出系列的想法。

        那么,企业主体在出版界怎么体现?权利和责任应该明确。出版的市场运作现在是比较多的,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运作不规范,这个不规范是谁管呢?应该是政府。但稿酬标准不需要政府干预,这相当于干预图书的定价,应该是企业有自主权的。

        我觉得我们的行业协会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在企业中有威望、有影响,可以进一步发挥组织作用。从我们科技委的工作来看,就是将转型升级作为我们调查研究和总结交流的重点。一个是把出版的质量作为转型的主体任务;第二,把出版和改革的创新作为转型升级的任务,主要是体制、机制管理,现代出版的管理;第三,要把数字出版和转型做好;第四,提倡出精品,使品牌走出去,为产业转型做好支撑;第五,抓好出版人才的培训。

        莫蕴慧:望出版人有尊严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理事、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

        从事出版工作已经20多年了。当时,我来北京后有很多的选择,但毫不犹豫选择了出版,当时觉得有一种尊严在里头。在我小时候,整个社会都觉得书很珍贵,出版大家们在我们心目中都像星辰一样。现在,自己做出版,尤其在发行当中,越来越感觉到缺乏社会地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希望版协在提升行业的地位,提升行业的影响力等方面做一些有效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需要保护和引导,而行业的竞争,的的确确要有序。

        很多情况下,是我们自己造成了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包括选题同质、恶性降价等问题,都需要行业来进行规范、管理和引导。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本报记者 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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