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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成功者构建和书写的，是经过成功者筛选的记忆，因而往往是不真切的。20世纪的中国，在革命史观以及阶级史观的主导下，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语境将历史人物分为截然两端——凡革命必进步，凡革命者必然高尚；凡守旧必腐朽，凡守旧者必然猥琐，这已然成为一种绝对的教条，非此即彼。
马勇教授认为，受这种非黑即白的人物评价方式的影响，我们对于近代人物评价尤其有失偏颇。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作为中华文明道统承载者的知识分子站在时代前沿，以强烈的焦灼意识、高涨的政治热情，以及独有的敏锐，充当起救国救民的急先锋。但就在这个举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许多保守的知识分子因此被严重妖魔化，许多倾向于维新、革命的知识分子却因此被美化，一些原本平常的故事被无意拔高，一些原本无恶意的判词被解读成罪恶渊薮，历史人物被赋予某个固定的脸谱形象。
百年之后再来看，知识分子固然有自己的阶级，固然有自己的立场，但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的人，必定有复杂的社会角色，行动受到种种牵绊，只有将他们还原为身陷利益纠葛的现实的、鲜活的人，才能够客观的评价。所以，他这本书通过围绕《时务报》、时务学堂的历史纷争，甲午战后中国读书人的分化，清末官绅面对明治维新变局的反应，以及辛亥巨变、‘五四’巨变中新旧知识人的不同表现，通过对严复、林纾个人思想转变过程的分析，力图再现历史场景，力图找到近代中国读书人在大变局时代对国家未来前途的深沉思考，以及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他发现，所谓的“新知识人”在向近代中国传播新知识的同时，其背后也有一种‘恶’的推动力，也有不太为人所知的利益驱动因素。
以此看去，原来，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启蒙者严复，是在科举路上屡遭挫折才不得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的，他后来对清政府的无情批判竟然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愤恨情绪在里面；原来，国父孙中山本是清政府的拥护者，是李鸿章的崇拜者，使他走上革命道路，充当大清帝国掘墓人角色的竟是李鸿章对他的一次冷落；原来，《时务报》的创立、发展及消失，不是因为腐朽统治者的打压，竟然是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维新者怀揣个人小九九而引发的内讧；原来时务学堂失败的根源，不是守旧者的疯狂进攻，而是梁启超等近代中国启蒙者的急功近利，他们不能容忍社会的不完美，期待一夜之间换了人间，最终却欲速不达，将历史推向了主观愿望的反面；原来，京师大学堂创建的一再滞后不是因为统治者的故意拖延，竟然是文人的相互倾轧；原来，惯常以为的守旧文人林纾，并非冥顽不化，他当时在进行的只是学理讨论学术争论而已……
马勇教授通过这种以事件为中心的叙史方式，由事及人，来告诉我们，“新知识分子”未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尽善尽美，“旧知识分子”也并非一无是处。他在将“新知识分子”推下神坛的同时，也将“旧知识分子”拉出了污名的泥淖，从而达到了为其正名的目的。
知识分子的命运往往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马勇教授写这么一本书绝非只是简单来谈知识分子的评价问题，抛开革命史观以及阶级史观的影响，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再现，通过对历史人物作用的分析，通过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追述，我们不但看到了色彩斑斓的历史真相，也找到那时中国遭遇困顿、挫折、失败的真实原因。正像书中黄遵宪分析日本明治维新时所说那样，中外一切改革的症结都在于能否在政治上找到办法，如果政治上没有办法，即使其他方面有些办法，也不过是雕虫小技，不足以化解社会所面临的根本危机。近代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政治上始终未能找到办法，权力分配的问题始终无法摆平，改革的进程就总是因为人事的纠葛而备受牵制，颇多阻遏——不问是否正确，赞同与否只看控制权、话语权是否在我，是否有利于我。我们今天所谓的“讲政治”，其实也就是“要服从”。所以，影响巨大的《时务报》因为三者对控制权的争夺而失败，原本有很好规划的京师大学堂因为总教习的权限问题而化为泡影……
找准症结是为了寻找解决办法。马勇教授对近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正是为了映照当下，为当下找一条出路。可以说，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巨变，暴露出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所积存的病根，有我们需要汲取的难以胜计的教训在里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社会如今又一次面临重重矛盾，应该如何抉择？他认为，我们必须谨记的是，社会进步是一个复杂的、缓慢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思想准备和丰厚的文化积累，需要土壤的培养。而改革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绝对不能急功近利，一旦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阶段而进行激烈的、深层的变动，势必引起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取得与主观愿望相背离的客观效果。一句话，正确的路在于渐进的改革，绝不要激进的革命。
如果我们把每个人的一生都看作是围绕时代主题所作的一篇命题作文的话，近代史上这些人的人生不管是激越、平和、欢娱、执着，还是悲壮、困顿、挣扎、迷惘，都已经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把自己的人生完全的嵌入、融入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完成了自己对时代主题的个性化阐述，写就了自己的命题作文。那么，我们呢？我们在对他们进行评判的同时，自己的这篇人生之作又该如何去写就？
或许，马勇教授书中的一段话能够为我们指明方向——在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承认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不在于是否能为中国提出一个彻底的更新方案，恰好相反，它的正确选择可能有待于中国人净化那种强烈的焦灼意识和使命感，以从容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也以从容的心态正视中国的弱点以及与世界的差距，然后埋头苦干，中国的局面终有一天将彻底改观，中国终将坦然地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 马勇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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