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

    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私立大学之一。自从1891年创建以来，该校在许多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学术实力雄厚，其人类学、地球科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专业，均在美国大学的相应领域排行榜中长期位居前十名，为美国和全世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据不完全统计，芝加哥大学校友中有81位曾获诺贝尔奖（为全球之最，仅经济系就产生了22位诺贝尔奖得主）、2位曾获ACM图灵奖、6位曾获普利策奖、100多位在全美各大学担任校长或教务长，有14位教授荣获过国家科学奖章，现任教授中有超过6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著名华裔学者李政道、杨振宁、崔琦和陈省身，以及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等人都是该校校友。连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也曾在该校法学院执教十余年。

    《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1929-1950》一书作者威廉·H.麦克尼尔也是芝加哥大学一位非同凡响的校友。他在芝大完成了本科和硕士教育，后来又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执教于该校历史系。他专治世界史，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世界史学科的领军人物，被誉为美国“新世界历史运动的领军人物”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曾出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麦克尼尔一生治学严谨，著述宏富，有《西方的兴起》、《瘟疫与人》、《权力竞逐》和《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等著作20余种。他在对以往西方史学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以全球性意识为主要取向，力图创建一种宏观、整体的世界史解释模式，并在文化交往传播、技术进步、军事变革、社会变迁和疾病影响以及生态变迁等众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影响深远。

    芝加哥大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当然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石油大王约翰·D. 洛克菲勒在建校阶段，陆续向这所学校捐款3500万美元，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首任校长哈珀雄才大略，广纳贤才，采用先进的办学理念，以英国式的本科学院打底，建德国式的研究生院于其上，再辅以各种专业学院，建成一所向外扩展、对外界社会主动施加影响的新型大学，开创了美国式的现代化大学模式。对此，《美国大学史》作了这样的评价：“芝加哥大学的创立对美国高等教育面貌和前景的塑造是那个年代任何其他事件都无法企及的，它的创立是美国历史上代表一个时代精神的事件之一。”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锦穆尔（Robert J.Zimmer）在2008年来华访问并接受《中国教育报》采访时谈到：“最重要的一点是始终确保大学一定要有非常开放的、严格的、高强度的学术环境。过去我们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环境，如果有人愿意到一所研究学府里做难度最大的工作，我们希望他能够到芝加哥大学来。”

    在芝加哥大学，学生之间以埋头苦读为荣。许多学生的背心上印着这样一行文字：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Fun Comes To Die.（芝加哥大学：玩乐消亡之地），以此表明他们的课程有多难，在这里上学有多苦。而且教授们给分也非常吝啬，“给出C或D是家常便饭。”看来以名气深藏不露、课程繁重艰难、环境危险可怕、气候暴冷暴热为特点的芝加哥大学，确实算得上磨炼人的好地方！这不禁令我想起浙大叶航教授的那篇《到了哈佛，你就会知道中国高校的差距在哪里》，想起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宁铂写的那首励志诗：岂有天生削铁刀，重锤锻打炭中烧。三年痛须尽沥血，一旦松弛万事抛。

    历史地看，芝加哥大学第五任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居功至伟。哈钦斯就任校长期间（1929—1950），正是美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他刚上任就赶上了经济大萧条，接下来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酝酿着大的突破，进而雄霸世界的关键时期。其他大学在这段时间里，大多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内部摩擦和剧烈的变动。而少年得志的哈钦斯则不然。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他任职期间，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学术机构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大学各个部门间的学术交流日益广泛。他的通识教育试验、本科生院的编制、学术自由的维护、经典巨著的全民阅读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成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校长——甚至连哈佛大学在寻找新校长时都向他讨主意，而他的整套改革也被认为是20世纪高等教育的第一次伟大的改革。

    早在1932年底，他就预料到德国的海登堡总统必定在两个月内任命希特勒当总理，然后德国必定排犹，于是敞开大门将许多犹太学者请到了芝加哥大学，迅速提升了芝加哥大学乃至整个美国在多个学科方向的学术水平。尤其重要的是，他将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米吸引到了芝加哥大学，让他在这里完成首次受控的链式反应，从而奠定了该校在原子能研究方面的崇高地位，并得以对二战的进程和战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哈钦斯在高等教育改革上的一系列创举普遍受到人们高度的称颂，但是他的一些言行也遭到了人们的非议乃至抵制，后来越来越大的阻力致使他壮志难酬，最终在1951年辞去了芝加哥大学校长职务，前往福特基金会担任副总裁。虽然哈钦斯在晚年回首往事时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应该在35岁时死去，但他为芝加哥大学和美国高等教育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本书是麦克尼尔教授为母校百周年校庆写作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和大量的校史资料为基础，满怀深情地回顾了芝加哥大学在哈钦斯校长主政下那段影响深远、波澜壮阔而又精彩纷呈的历史，指陈其得失，尤其值得当今正处于改革与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借鉴。应该从哪里入手对我们已捉襟见肘、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国家腾飞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呢？其实，五四先贤们早就给出了完满的解答，并在老北大、老浙大和西南联大等一批精英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首要的一点无疑是给教育松绑，让它恢复自由之身——其他各项改革举措都得建立在这一点的基础上。芝加哥大学校园里也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明辨之道在于辩论，而非顺从”，这是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遵循的价值观。

    大学要取得独立的地位，先得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创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私立大学，在我国是势在必行的。培养优秀的人才、开展高水平的研究，从来都是艰辛和昂贵的，但其回报更为巨大。摆脱“养鸡场式”的低水平办学模式，一方面有助于吸引和保持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高等教育走出恶性循环的轨道。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某些亿万富翁也会像洛克菲勒在夸赞芝加哥大学时那样，认识到为大学慷慨解囊是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投资”！

    应该承认，现阶段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和国民素质都处于最高水平的时期。著名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的诗句“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正好可以表达我此时的心声。

    作为一个爱书成癖、痛恨拙劣译本的人，我非常用心地翻译了这本书。我广泛查阅和参考了《芝加哥大学的理念》、《世界著名学府：芝加哥大学》、《从哈佛到斯坦福：美国大学今昔纵横谈》和《美国高等教育》等多种图书资料，并据此为译文适当地添加了一些译注。

    《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1929-1950》，[美]威廉·H.麦克尼尔著，肖明波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