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史记》通行本

    武秀成（韩国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教授）

    新中国古文献学界和出版界最重大的一项出版工程和学术成就，就是完成了“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的整理，即世人所称的“中华点校本”的问世。这个点校本，为学人读书治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成了半个世纪以来学人使用的通行本，对传播中华文化和推进学术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新的文献资料不断发现，研究手段不断更新，学术成果不断积累，而治学条件也不断改善，过去堪称善本的点校本“二十五史”，其受当时学术条件和时代局限而隐含的缺陷，也就不断凸现出来，因此，便有了近年启动的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华书局新版的《史记》点校修订本，就是这项工程的第一个硕果。

    旧点校本的不足

    新版《史记》点校修订本，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通过广大学人的验证。这个验证，从修订的学术角度看，主要有这样几个重要标准：一是较过去的点校本有哪些重要进步，二是校勘资料的搜罗是否基本完备，三是资料的考辨是否精当。

    与旧点校本比较，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旧点校本没有附加校勘记。对史文的讹脱订补，仅用“[    ]”、“(    )”来表示。增补改正的文字用方括号[   ]，错误应删的文字用圆括号（  ）。这种处理方式，是不太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但这不是说，旧本在校订时没有依据，没有做资料的考辨取舍工作。事实上，出版前言和《点校后记》有所交代，其主要依据就是清代《史记》的研究专家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并参考清代以来数家之说。为何有依据而不表现出来？这是因为中华书局将张文虎的《札记》单独整理出版了，学者可以参看。但这毕竟是两本书，不在同一种书中表现，这种方式仍然是不够科学的，也不便于参阅。更何况，其中还有一些超出了张文虎《札记》的范围，包括《札记》没有涉及和《札记》“疑”误、“疑”脱、“疑”衍者两部分（整理者有少部分校勘记附于《札记》后）。那么这部分也就成了不知其校勘理据或校勘理据不足者，读者即便想要参考，也无从参考，而这更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是：整理古籍，必须依据底本，底本有改动，一般要出校记进行说明。

    从上面的比较说明，还可以了解一点，就是旧本的校勘，主要依赖的是张文虎的《札记》，整理者自己并没有进行广泛的资料搜罗工作，包括没有进行基本的版本对校工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一个原因，即张文虎已经做过一些这个基础工作了。《札记》主要依据清朝钱泰吉校本，又以个人所见旧刻古本、时本进行校勘，并系统吸收清代了梁玉绳、钱大昕、王念孙等人的校勘成果而撰成（同时还有张氏据《史记》、《汉书》与《太平御览》等所做的本校与他校），因此整理者就放弃了重做版本对校的工作，因为这项任务的工作量极为繁重，不是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等人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而当时的整理工作的重点也是放在标点方面，而文字校勘则定位在主要是利用《札记》进行校订方面。

    而这对校订《史记》来说，就远远不够了。张文虎是清代后期人，张之前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资料，以其一人之力，难免有所遗漏；而张之后至顾氏点校时，又有半个多世纪，新资料与新成果都很丰富，如日人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等，仅据张氏《札记》显然难以反映出最新研究成果。这次的点校修订，将重点放在校勘方面，大大提升了整理的品味。

    资料搜集之完备

    从搜罗文献资料方面看，修订者用力最勤，可谓是殚精竭虑，对古今中外重要的资料一并网罗无遗。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版本的对校，二是校勘资料与前人成果的搜罗。

    《史记》的存世版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关系复杂。据贺次君《史记书录》就多达60余种，日人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所列刻本、抄本更为丰富。这些版本，在《史记》三家注的合刻过程中，又时有据注文窜改正文的情况发生，因此版本渊源关系较为复杂。修订者在厘清版本源流、把握版本特点的基础上，选择了十种版本进行了校勘，其中5种作为通校本，5种作为参校本。作为通校本的有：北宋景祐刻《集解》本、南宋绍兴杭州刻《集解》本、南宋庆元建安黄善夫三家注合刻本、明崇祯毛晋汲古阁刻《索隐》本、清乾隆武英殿三家注合刻本；作为参校本的是：南宋淳熙张杅刊耿秉重修《集解索隐》本、元至元彭寅翁三家注合刻本、明嘉靖金台汪谅刊三家注本、万历李光缙增补凌稚隆《史记评林》本、日本1957至1970年刊行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本。这十种版本，是在众多版本的调查比勘基础上遴选出来的，是宋、元、明、清以及近代最有代表性的版本，就其藏所而言，包含中外多家重要图书馆，其中黄善夫三家注原刻本藏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彭寅翁三家注合刻本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皆为修订者所罗致。此外，修订者还搜罗了日本藏六朝写本残卷、唐抄本残卷、高山寺旧藏残抄本、法国藏敦煌卷子本等10种古写本。这部分版本异文的搜罗，弥补了旧本的重要缺陷。

    版本之外，修订者还充分利用了《史记》涉及的相关文献，如《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汉书》等，以及各种旧注、类书引文，出土文献等。前人校勘成果，除清代的梁玉绳、钱大昕、王念孙、张文虎等之外，还有近代的张元济《百衲本〈史记〉校勘记》、王叔岷《史记斠证》、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施之勉《考证订补》、水泽利忠《考证校补》等专著都在吸收之列。对于散见于专著之中以及报刊上的论文或札记，也尽可能地加以采集。此可见修订者搜辑资料之勤苦与网罗资料之完备。

    校勘工作的进步

    完备的资料是成事的基础，要在此基础上圆满地完成校订工作，还取决于修订者的学养和鉴别力。校勘工作的难点，就在于文字是非的辨别与文字取舍分寸的把握上。这些都表现在各卷后所附校勘记中。全书各卷增补校勘记数量多寡不一，多者百十条，少者近十条，一般皆在十数条至数十条之间。纵观全书各卷校勘记，对文字的讹误抉擿与是非判断，常常是版本比勘，本书互证，他书所载，旧注、类书所引，前贤校议，文义质证，交互参据，皆讲究理据，严谨审慎。今以《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为例略作说明。

    该卷校勘记凡有59条，其中订正、辨析文字讹脱衍倒者18条（改正原文者16条，辨证是非者2条），疑误者11条，存异者30条。这59条校勘记，针对《史记》正文者为17条，针对三家注文者为42条。由此也可看出，这次的点校修订，在《史记》三家注方面有较大的突破。

    在校勘记中，异文校占主要部分，这也是校勘记的正常形态，尤其是对具有悠久传播历史的经典文献而言，很多文字是难以辨定是非、厘清原貌的。这也是校勘的目的之一，即提供丰富的、有价值的异文，以便读者能够进一步深入探讨。这部分的工作，是非常枯燥辛苦的，而同时又是下一步工作的坚实基础。考订是非，辨析疑误，这两类则是校勘的精华和难点所在。因为校勘的目的，终究是为了订正文字的讹误，全力为读者提供一个文字正确的文本。虽为两类，实则相通。虽然表述上二者界限画然，一则为误，一则为疑误，但其区别有时候则仅在于语言表述的分寸把握上。所谓分寸的把握，最高境界就是当疑则疑，有误判误，理据为准，但也有校订者个人的行文特点。《史记》本次的点校修订，一方面是吸收前贤校勘研究的成果，一方面则属于修订者的独具慧眼。对于前人成果，若修订者无所补充，则直接引用或转述前人成果，若前人论证未密或考订有误，修订者则为之补充证据或加以辨析。这部分可以充分展现修订者的校勘功力。如校勘记[三]云：

    （本段楷体，上下各空一行）南山及武关峣关  “南山”，殿本作“南有南山”。张文虎《札记》卷五：“‘南’下有脱文，当云南有某山云云。”按：本书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入都关中”《索隐》：“咸阳也。东函谷，南峣、武，西散关，北蕭关，在四关之中，故曰关中。”

    修订者补充了一个明确的本证：《索隐》明言峣、武两关在南。因而此文不得连上“东有”句而读，张校此处脱漏“南有”二字的然可信。

    对修订者这次新增的抉发疑误的校勘，则是最引人瞩目的地方。这部分我们欣喜地看到：修订者确实多所发明。如校勘记[一七]曰：

    （本段楷体，上下各空一行）一溢二十四分之一      疑文有脱误。按：《周礼·既夕礼》“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郑玄注：“二十两曰溢，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礼记·丧大礼》“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郑玄注略同。

    “一溢二十四分之一”上文还有“郑玄以”三字，此用礼书郑玄注两条原文，可以确凿地证明：此处“二十四分”上当脱漏了“为米一升”数字，而其下当脱一“升”字。

    又如校勘记[三七]，则据《史记》卷五《秦本纪》“穰侯”《正义》引《括地志》云：“穰，邓县所理县，即古穰侯国”；以及卷一〇二《张释之冯唐列传》“堵阳人也”《正义》引《括地志》云“顺阳故城在邓州穰县西三十里”，校订“郑州穰县”之“郑州”疑为“邓州”之误，甚确。虽然称“疑”，实则可为不刊之论。《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均载邓州（又称南阳郡）属县有穰县，亦可为一助。

    当然，这种经典文献的校勘，还留有可商榷之处也是在所难免。如校勘记[五二]条：

    （本段楷体，上下各空一行）接收燕赵   “接“，《战国策·燕策一》同。《战国纵横家书·谓燕王章》作”棲“。裘锡圭《读战国纵横家书释文注释札记》曰：”此句原文当作‘捷收燕、赵’，‘捷’当迅疾讲。帛书本把‘捷’字错成形近的‘棲’，《苏秦列传》等本则把‘捷’错成音近的‘接’。“

    此引学者校勘成果，没有问题，但是指“接”为误字则恐未必。如《荀子·大略》曰：“先事慮事谓之接，接则事优成。”唐杨倞注：“接，读为‘捷’，速也。”是此为通假字，不宜视为误字，况且《史记》此处更有所本。又如校勘记[二]：

    （本段楷体，上下各空一行）乐壹     殿本、《会注》本作“乐臺“。按：《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鬼谷子》二卷，苏秦撰。又三卷，乐台撰。“《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鬼谷子》二卷，苏秦。乐臺注《鬼谷子》，三卷。“

    但《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著录“《鬼谷子》三卷”，注者正作“乐一”。今本《鬼谷子》卷首唐长孙无忌序亦称“乐壹注”。又《玉海》卷五三引《新唐志》作“乐壹”，引《正义》亦云：“《七录》有《苏秦书》，乐壹注。”此可证，《旧唐志》作“臺”字当是形近而误，《新唐志》不察其误而沿袭之，殿本则当是据《唐志》而妄改。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九已指斥《唐志》之误。此类异文，似是而非，或者辨之，或者弃之。作为异文写入校勘记，似有误导之嫌。

    但这些都是白璧微瑕，不足为虑。我们认为，修订者在资料如此完备的基础上对搜集的异文进行了审慎考辨，对旧本校订之是者翕然从之，对旧本之异者则录以存之，对旧本之误者详加订正，对旧本之疑者析之存疑，使点校本的质量获得了大幅的提升。新版《史记》点校修订本，必将取代旧本而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史记》通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