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

    在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学衡派扮演了“反对者”的角色。然而，由于世人（尤其是当年的新文学家）对其缺少同情之了解，以致成见颇多，乃至误判。例如，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说：“复古派在南京，受了胡先骕、梅光迪们的影响，仿佛自有一个小天地，自在地写着‘金陵王气暗沉销’一类的无病呻吟的诗。……梅光迪也写了一篇《评提倡新文化者》。……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在新文学家眼中，学衡派是“复古派”，专门反对新文化运动。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学衡派的创始人、主帅梅光迪便是最典型的个例。

    文学改良的赞同者与建言者

    依胡适《逼上梁山》所自述，新文学运动实肇始于“胡梅之争”。“胡梅之争”始于1915年夏的绮色佳之游。翻阅那时的胡适《留学日记》和梅光迪致胡适的信函，我们可以见到若干原始资料。

    梅光迪在写给胡适的几封信中说道：

    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

    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

    弟窃谓文学革命之法有四，试举之如下：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如今之南社人作诗，开口燕子、流莺、曲槛、东风等已毫无意义，徒成一种文字上之俗套（Literary Convention）而已，故不可不摈去之（以上为破坏的）。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如上所言。三曰添入新名词，如科学、法政诸新名字，为旧文学中所无者。四曰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然须慎之又慎耳。（以上二、三、四三者为建设的，而以第二为最要最有效用，以第四为最轻，最少效用。）弟窃谓此数端乃吾人文学革命所必由之途，不知足下以为何如，请有以语我。

    梅光迪在胡适面前，以“文学革命”的“我辈”自居，并欢迎“旧派文家”的“讪笑攻击”，并表示“文学革命本所赞成”，还积极讨论“文学革命之法”，这哪里是新文学运动反对者的所做作为？如试将梅光迪的“文学革命”之四法，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主张相比较，甚至可以说此四法为其渊源之一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梅光迪认为“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这不正是此后万千“新青年”走向“新文学”的主要途径之一么？

    由此可见，在陈独秀、胡适于1917年正式发动“新文化运动”之前，梅光迪最初也不是完全的文学革命的反对者，而是文学革命的参与者、建言者，只是路径、方法、程度、对文言白话的态度不同而已。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梅光迪最终走上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去了呢？

    走到胡适的对立面

    梅光迪对于文学革命审慎的态度（自谓“保守的进取”），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充分，他在1916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道：

    至于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欲得新文学或须俟诸百年或二百年以后耳。然以足下之奇才兼哲人、文人之长，苟努力为之，或能合康德（因渠为哲学界革命家，故云）Wordsworth于一人，则迪当从旁乐观其成耳。

    迪初有大梦以创造新文学自期，近则有自知之明，已不作痴想，将来能稍输入西洋文学知识，而以新眼光评判固有文学，示后来者以津梁，于愿足矣。至于振起为一代作者，如“华茨华斯”、“嚣我”，为革命成功英雄，则非所敢望也。足下亦自愿为马前卒为先锋，然足下文才高于迪何啻千万，甚望不仅以先锋马前卒自足也。

    足下来书称弟守旧，似若深惧一切“新潮流”者，妄矣。窃谓弟主持破坏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观念，亦不让足下。弟所以对于多数之“新潮流”持怀疑态度者，正以自负过高（请恕之）不轻附和他人之故耳。为自由之奴婢与为古人之奴婢，其下流盖相等，以其均系自无所主，徒知人云亦云耳。

    梅光迪认为文学革命“吾辈及身决不能见”，已不“痴想”“创造新文学”， 同时他还认为“为自由之奴隶”与“为古人之奴隶”“其下流盖相等”。他的这两种心态，可谓坚持了一生，也成为他今后走上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的思想根源。他自不会为“古人之奴婢”，然而，或许在他看来，胡适无疑已是“自由之奴隶”了。

    等胡适归国发起新文学运动，爆得大名，梅光迪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心理上开始反对胡适。这种反对随后又渐渐超出个人心理，而成为不同文化立场之争了。正当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时，梅光迪在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发表THE TASK OF OUR GENERATION 等文，他说：“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观念，能够仅与任一时代的精神相合，而且与一切时代的精神相合。我们必须了解与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然后才能应付当前与未来的生活。这样一来，历史便成为活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达到某种肯定的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价值标准，借以判断真伪，与辨别基本的与暂时性的事物。”其立论之高，实不亚于陈独秀、胡适。

    1918年春，胡适邀请梅光迪任北京大学教授。梅光迪回信说：“嘱来北京教书，恨不能从命。……吾料十年廿年以后，经有力有识之评论家痛加鉴别，另倡新文学，则托尔斯泰之徒将无人过问矣。”可见，梅光迪与胡适式新文学运动大不以为然，期待有人“另倡新文学”。

    与此同时，梅光迪还开始在哈佛寻找“同志”以便回国与胡适“作战”。据学衡派的主将吴宓在《自编年谱》里回忆：“彼（指梅光迪）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始创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此后一年多，宓多与梅君倾谈，敬佩至深。”

    从此，梅光迪走上了反对胡适式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了。另一则史料还显示，此时的“胡梅之争”开始夹杂了个人意气之争。在梅光迪1919年回国前，他在留美学生中，宣称胡适“冒充博士”，于是酿造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胡适“博士学位”公案。

    “真正的新文化者”

    1920年，梅光迪在《民心周报》第1卷第7期发表《自觉与盲从》一文，公开表示反对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梅光迪开始筹办《学衡》杂志，以此为阵地，以吴宓、胡先骕等盟友，正式成立了学衡派。

    1922年《学衡》杂志创刊，其中发表有梅光迪的名文《评提倡新文化者》，其中说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胡适的态度是：“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见1922年2月4日胡适日记）。当年11月3日，胡适作《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其中又提到：“今年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梅光迪说的：‘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胡适宣言梅光迪等“破产”，已大有不屑于之论辩的味道了，同时也是宣布“胡梅之争”结束。

    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梅光迪讲义中，笔者还发现，梅光迪以“真正的新文化者”自居，而斥胡适等为“新文化之仇敌”。那么，什么是梅光迪所理解的“新文化”呢？台湾学者林丽月如是认为：“梅光迪秉承白璧德学说，对民初以来的社会现状与学术思潮，也抱悲天悯人的忧时心情。他对五四的抨击，前期以反对胡适的文学革命为主，后期以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主，理论中心在文化。他强调文化不论中西，都须经过严格的批判，即须审慎的选择。梅光迪理想中的新文化，绝非以实现儒家的人文主义为满足，其终极目标在建立一个融贯中国传统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一方面由中国传统中衍生，一方面自西方文化精髓的吸收中得来。而其基本态度就是审慎的评判。这是梅光迪始终不同意胡适派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也是梅光迪理想中的新文化之精华所在。”

    1924年，梅光迪赴美任教，学衡派也濒于瓦解。学衡派反对胡适领衔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就此结束了。此后梅光迪也会偶尔抨击胡适，例如1930年他在回顾“中国的新人文主义运动”时说：“在像胡适这样聪明而新潮的现代派人物的领导下，不弃不馁地推进着中式生活的西方化。不过，他们已走得太远，已不再是如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进行着‘中国的复兴’，而是铸成了‘中国的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