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是我国上个世纪30年代前中期一份有很大影响的政治思想文化刊物,一批思想文化大家主导参与其中,一批思想文化新秀从这里走出。但关于这份刊物的创立过程,现在只有胡适先生在纪念丁文江先生文章中的“说明”。“丁文江先生是《独立评论》的创办人之一。最初我们一班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时时聚餐,谈论国家问题,后来有人发起办一个刊物。在君和我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后来因为一些朋友的热心主张,我们也赞成了。在君提议,先由各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积三个月的捐款,然后开办。恰巧我因割盲肠炎在医院住了四十天,《独立》的开办因此展缓了两个月,我们差不多积了五个月的捐款,才出版第一期。最初一年半,《独立》的经费全靠我们十来个人的月捐维持,这都是在君的计划。”
《独立评论》是1932年5月22日出版创刊号的。根据胡适的说明,既然是“差不多”“五个月”,则动议的确立应该是在上年底本年初;既然是“先积三个月的捐款”然后开办,则原本应该是定在3月中下旬。提议创办时,鉴于自己和丁以往办刊的教训,他们并不热心,正是由于提议者的坚持,自己才勉强同意,也才逼使丁文江想出了那么一个实用管用的创刊方法。
这在胡适本年初行踪以及日记、书信中都能得到印证,并且也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进程。1月27日,“在君、咏霓和我同宴请国难会议的北方熟人,到者有周作民、王叔鲁、汤尔和、蒋廷黻、徐淑希、陈博生、傅孟真、周寄梅、叔永、林宰平、李石曾共十四人。大家交换意见,都以为这会议不当限于讨论中日问题,但也不应对国民党取敌对态度。当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1月28日,“拟了一个办周报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蒋廷黻也拟了一个大政方针”。这说明27日前大家意见已经一致,并确定了这个报刊的“周期”,以及请胡适等人拟订办刊计划与宗旨。2月13日,胡适日记记道:“独立社聚餐。”此句话交代了28日开始拟计划到此这段时间,确定了刊物的名称、以及由这批参与刊物创办核心成员组成的“小团体”的名称。
遗憾的是,14日胡适即患上盲肠炎,15日是胡适第一天到北大“去接受院长办公室”,忙完后,即住进协和医院进行割治,45天后才出院,此时已经4月初。这段时间,3月19日,由傅斯年代胡适拟了致张学良秘书王卓然的信,请王向北平市公安局局长鲍玉麟询问办报立案的事;可能王已向鲍通报,之后,病中的胡适又亲自给鲍去了封信。一切手续办妥后,胡适也已出院一个多月,主编的担子已能担起,《独立评论》正式创刊。
这里有一个疑问,胡适说是“有人”提议创办此刊,那这个人是谁。许多说到此刊文章至今仍然使用“有人”。蒋廷黻先生的回忆道出了源头。
“九·一八”之后那段时间,蒋廷黻每周要到北平城里北大授课一次,因此和城里的朋友保持着密切接触。“在清华俱乐部举行一次晚餐,当日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任夫人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席间曾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我提议办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陶孟和首先给他泼了冷水,因为陶办过刊物,深知其难,并警告在座诸位,不可掉以轻心、不假思索地冒险尝试。更让他泄气的是胡适的反对,“因为当时在座的人一致都认为不办刊物则已,设使办,则编务方面非胡莫属”,而此时胡适虽然没有陶孟和那样激烈,却也反对,因为胡适多次办过报刊,才因《新月》与国民政府对抗,不得已从上海跑回北大,所以胡适说,“经验使他不敢轻易创办一个新刊物。”蒋廷黻一听,“因为我对办周刊毫无经验,我想我应该接受这些有经验的人的意见”。
但蒋廷黻是执拗的,下一周,任鸿隽约他们去吃饭,席间他又提出此议,再次遭到反对,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丁文江开始附和了,“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诚,不妨先来筹集办刊物的经费”,于是就提出了那个大家已非常熟悉的“百分之五”。没想到大家都接受了。“从那时起,我们每周聚会一次。起初是讨论发行日期问题,接着是准备出刊”,丁文江又提出请银行家竹垚生来帮助处理财务。“几周过去了,捐款也都交进来,大家提出好几个刊物的名称,最后选用了胡适先生所提的《独立评论》。我们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委员三人,由胡适总其事,我和丁文江协助编务”。
从这段回忆,我们可看出,《独立评论》这份现代思想史上的大刊,提议办刊来自蒋廷黻先生的执著,办刊方法来自丁文江的睿智,办刊宗旨来自胡适的灵魂。把“几周过去了”,和胡适“1月28日”记载进行对照,提议和确定的时间与进程也大致吻合。
蒋廷黻对此时的傅斯年和丁文江都给予了高度赞扬,对傅,“他把文章重要内容摘出来登在前面,此举成为出版界的创举(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学术刊物上论文前面“摘要”从现代出版角度来说的“老祖宗”?)。令许多朋友吃惊的是他的文章不仅能引起读者知识上的共鸣,而且也能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鸣”,丁文江“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实事求是”。当然他更不会忘了胡适,“办一个刊物需要花费很多人的力量,《独立评论》的成功,无疑的,胡适贡献最大。他的朋友和熟人一致认为他是个最能吸引人的人。幽默、细心、聪明。谈话时,态度和蔼,富理性。他反对教条主义,对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却特别有耐性。如果根据以上两点认为他处事没有原则的话,那可能就大错特错了。他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终其一生,他都是主张自由、民主和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