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译托尔斯泰轶事

    徐迟先生首先是位风格独具的作家，然后才是翻译家。他以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名世，翻译家之名几乎为作家之名所遮蔽。不过，他翻译的《瓦尔登湖》 经过将近七十年、数代读者的检验，已被公认为经典名译，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被选入了十分讲究翻译质量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坊间称之为“网格本”丛书），至今已有二十多个版次之多。此外，他还翻译过赛珍珠、海明威、雪莱、拜伦等作家及作品；翻译过泰戈尔、毕加索、杰克·伦敦、法捷耶夫等人的文论；到了晚年，他还兴致勃勃地翻译了关于人类登月、遨游太空的科学报告，罗丹的艺术论，歌剧剧本《红胡子》，以及一些现代艺术评论。我们在研究徐迟先生创作的同时，也应该重视他的译著。他的文学创作所接受的影响与他接触的外国作家是分不开的。他的翻译，更显示了他对某类作家作品的情有独钟。

    徐迟先生是一位列夫·托尔斯泰的热爱者。他在不同时期不仅翻译了托尔斯泰的散文名作，还翻译了一部世界著名的托尔斯泰传记。

    20世纪40年代，他和沈镛、袁水拍、冯亦代等人在重庆创办了“美学出版社”，他在该社出版过两本译著，其一是《依利阿德试译》（荷马史诗《伊里亚特》选译），另一本即是《托尔斯泰散文集》（美学出版社1944年7月初版）。书中收入托尔斯泰长文三篇：《为什么人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克劳艾采奏鸣曲〉后记》、《过良好生活的第一步》。徐迟在译序里说，这三篇东西，“骤看，或骤然听说时，是要使人失笑的。因为在第一篇里，托尔斯泰劝人不要吸纸烟与不要喝酒；第二篇里，他劝男人女人不要性交，并且劝做丈夫的不要跟妻子性交；第三篇里，他劝人不要吃肉。”这是一本呈现了托尔斯泰的某些人生态度的“怪书”。徐迟说，译它的目的只是希望它能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是非格外分明、爱憎格外热烈的生活态度”。美学版社的这本小集，在书名《托尔斯泰散文集》后面还加了个“第一册”。不久，该社又出版了《托尔斯泰散文集》第二册（冯亦代译）。

    到了1988年，这本小书的一本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散文译丛”里重新出版了一次（列入第三辑），书名改为《托尔斯泰散文三篇》。书里补入了戈宝权的一篇短序《关于这本书》。1992年4月，这册小书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了第三版，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书名被改为《酒色与生命》。徐迟曾欣欣然写道：“这样一本劝人戒烟、戒色、戒馋的怪书，想不到到了近年，它又有点用处了。”

    戈宝权先生的《关于这本书》，实在是有关这册译著的一篇不可多得的“书话”，文不太长，兹录如下：“本书的译者徐迟同志是热爱托尔斯泰的作品的，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译过一本《托尔斯泰散文集》。这本书可能早被人遗忘了，但想不到1980年12月，我在重庆访问革命烈士陵墓、白公馆和渣滓洞时，竟然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的一个橱宙里看见了这本用土纸印的书。原来革命烈士车耀先1946年3月在成都被捕后。同罗世文烈士一同被解押到重庆，然后又关进贵州的息烽监狱。车耀先表示他读书不多，想借这个机会多读一些书，最好能让他管理图书。当时，监狱中堆存有几千本书，其中不少是难友被捕入狱时被没收的进步图书。他就将这些进步书籍加以修补，改头换面，混在一般图书中编号出借，还利用管理图书的机会进行秘密联络活动。为了蒙混特务的眼目，他在不少书上用毛笔写了‘文优纸劣，特请珍惜’。在现存陈列出来的《托尔斯泰散文集》的封面上，就有他题写的这八个字。因此这本书能在监狱中流传开去。1946年7月，车耀先和罗世文两烈士又被提到重庆的白公馆，被就地秘密杀害。车耀先烈士虽然牺牲了，但他保管的这本书却被留存下来，成了他在监狱中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见证。我在当年12月底经长江三峡到了武汉时，徐迟同志到江汉关旁的轮船码头来接我，我第一件告诉他的事，就是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里的这个意外的发现。今年（1983年）5月，我参加中国文联赴川参观访问团再到重庆，在重访烈士陵墓时，又再次看见了这本书，我想应该把这件值得写出来的事告诉读者们。”

    一册小小的翻译散文，竟能成为革命先烈在监狱里进行斗争的见证，这大概是译者徐迟所未料及的吧。

    1943年，重庆的“国讯书店”请茅盾出面主编了一套“国讯丛书”。茅盾向徐迟等人约稿时，戈宝权向徐迟推荐了英国的一位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专家阿尔麦·莫德的著名传记《托尔斯泰一生》，希望徐迟翻译出来。戈宝权还将自己珍藏的“牛津古典丛书”版《托尔斯泰一生》借给了徐迟。

    莫德原著卷帙浩繁，有80万言。如能全译当然最好，也许将是当时翻译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但限于时间和精力，经与茅盾和出版社商定，徐迟只选择了其中三部分，按青年、中年和晚年三个时期，分成三部译出。1944年1月，《托尔斯泰传（第一部：青年时期）》在国讯书店出版。徐迟写了个《译者后记》，对翻译此书的起因做了说明；同年6月，“第二部：结婚时期”出版；次年7月，“第三部：晚年时期”出版，译者又写了第二篇《译者后记》，其中写道：“我们的灵魂饥渴，我们的嘴唇皮也干燥，我们的眼睛、四肢、心脏、脉搏都很衰弱，是的，现在我一定要鼓起力量来，借这个译后记告诉读者，一本书应该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复活！”1947年3月，国讯书店迁到上海，又将这三部合为一厚册再版了一次。

    但这部著名的传记作品毕竟不是全译本。新中国成立后，徐迟在国家外文局《人民中国》当英文版编辑时，当时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还有诗人何其芳、作家刘白羽等，都曾希望徐迟修订旧译，并能译出全本的《托尔斯泰一生》。1957年，徐迟编《诗刊》时，因为很忙，便找了他的一位亲戚、已经出版过几种译书的宋蜀碧女士，请她补译了那未译的部分，并校订了徐迟的旧译部分。全部的译稿交给一家出版社后，可惜被搁置了三年之久，又被退了回来。然后是十年浩劫。这部近80万言的全译本，中文译稿达2000页稿纸，被宋女士藏在一只旧碗柜里，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1983年4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由徐迟、宋蜀碧共同署名的全译本，正文前还插了不少彩图，平装本分为上下两册，精装本则合为一厚册。徐迟为全译本写了篇新序，叙述了《托尔斯泰传》从节选的初译到全译本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他说：“这个英国人，阿尔麦·莫德，及其夫人是用英文译出了几乎全部托尔斯泰著作的大翻译家，他是研究托尔斯泰的艺术和思想的著名学者。……我看这一本《托尔斯泰传》的特点，主要是作者掌握了这么大量的材料。这在我们国内是没有看到过的。这些材料的整理也可以供我们参考。传记中选用了这么多材料，读者自己就能够得出一些观念来。莫德有一种开明的风度，他摆材料很多，很丰富，而讲道理较少，缘其不强加于人，因此可供参考的价值也就多一些。”

    这部译著中也收录了戈宝权的一篇《谈莫德和他的〈托尔斯泰传〉》。我在前面所引的戈氏谈《托尔斯泰散文集》的那则“轶话”，即来自这篇《谈莫德和他的〈托尔斯泰传〉》。如今，徐、宋合译的这部托尔斯泰传记名作，仍在不断再版，为托尔斯泰的热爱者和读书界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