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与中国近代教科书主权意识觉醒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教育的三大基石是教师、教学设施和教材。基础教育教材是国家命脉所系的特殊商品，事关国家稳定和文化安全，应该体现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对消除思想混乱、建立教学秩序、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统一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陆费逵（1886—1941）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教科书研究专家。他在曾在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机构担任要职，又亲手创办了中华书局，并长期担任上海市书业商会领导人，积累了丰富的编写和编辑出版教科书的经验。作为近代教科书事业的开拓者、亲历者、领导者和见证者，陆费逵提出了一系列重视教科书主权建设的思想，对中国近代教科书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抵御外国对华文教侵略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伟大进程中，他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大声疾呼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捍卫中国教科书主权，在中国百年教科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立国根本在教育  教育根本在教科书

    陆费逵对教育和教科书的作用高度重视。他把改革教科书作为改革教育的突破口，提出了“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的著名论断。他在为《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所作的序中高屋建瓴地大声疾呼：“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关于教科书的效能，陆费逵指出：“教育之善恶，又有待于教科书。孔子言学礼能立，学诗能言，此教科书效能之理说。”谈到教科书与教育的关系，他形象地指出：“教科书之于教育，犹锄犁之于耕。无炮械不可言战，无教科书不可言教育。此人人之所知也。我国教育之不振，由于教科书之未完善，又人人之所知也。”

    陆费逵以日本、德国、和法国教科书为例进一步证明教科书的巨大作用，他说：“日本甲午以来，欲与俄相见于疆场，乃于小学读本时及仇俄，卒以致胜。德法欲其民深同仇敌忾之思，国民读本恒述世仇，以为薪胆之资，卒以复仇而称强于地上。此教科书效能之实证也。”他还以国文为例说明教科书的功能和不重视教科书的后果，他说：“国文教科书为国民教育之源泉。其为用也，陶儿童之性质，养儿童之知识，且使其能以语言文字通人己之情者也。故教材不当，则贼儿童之性情，锢儿童之知识；措词不当，则失语言文字之用，而人己之感情不能相通。一有不慎，贻害无穷，不可不留意也。”

    陆费逵把是否有适用的教科书上升到国家荣辱和捍卫教育主权的高度，认为：“近数年来，我国教育，渐行发达，教科用书，虽有多种，然求一适用之本，卒不可得，此教育界极危险之事，而亦吾国之耻也。”总之，他认为，教育大计，教科书为本，教科书的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有鉴于此，他饱含使命感地说：“他日国民程度之高下，国势之盛衰强弱”都将依赖教科书，“吾辈既有所知，安敢默然尔以逍我国无穷之忧”。

    重视教科书中国化及主权利权

    陆费逵对教科书中国化及教科书主权利权都很重视。他曾指出：当时的不少教科书，基本上“仿英美读本体例”，有的教科书“竟是翻译的”。陆费逵认为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通过中日对比，他指出，中国普及教育所需要的教科书等物品“不可谓不巨矣”，“若一举而授之外人，姑不问其书籍、器具不适我用也，即使适用，而漏滋厄甚。吾恐教育未兴，吾国先以财竭而亡矣。呜呼。彼鹰鸷狼贪者，朝夕以是谋我，岂无故哉？”

    针对当时中国书业特别是教科书出版不能独立自主的情状，陆费逵不无忧虑地说：“今海上书业，不下百家，贸迁之盛，固甲全国矣。然细审此百家中，其资本出诸外人者若干家，其资本虽非出之外人，而物品、纸张、模字来自外洋者若干家，其资本微末者，且重贩于此若干家之手，更无论矣。以堂堂大中国，竟无一完全自立之书籍商。呜呼！何其怪也，何其怪也。”

    陆费逵主张在教科书出版领域反对“教会主义”和“殖民主义”。他认为，我国教科书事业中表现出来的“教会主义”和“殖民主义”，越来越成为“我国之隐忧”，进而他号召我国国民对此高度警惕和重视。他批评一些人对这两种主义“不特不明此义，且相率而趋之”。针对全国学堂教科书受“教会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的现状，他发出“有不令人悚惕者哉”的慨叹！他举例说：“彼日本于满洲何亲，而干戈甫息，遽令嘉纳谋其教育。我国教育之萌芽未茁，而营书籍仪器业于我国者，踵相接也。吾国民犹未醒乎，印度为英人教育所熏化，台湾为日人教育所熏化，已非复前此之印、台人矣。”

    陆费逵认为：“书籍诚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哉。”他号召国人吸取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训，摈除“教会主义”和“殖民主义”对我国教科书的消极影响，他说：我虽然学识浅陋，不能为读者广征博引，但是“吾惟愿读者读波兰亡国史、越南亡国史、埃及史、犹太史，吾惟愿读者读英人之印度读本，日人之台湾读本，吾更愿读者参英美之国民读本，日本之小学读本，及吾国外人所编各教科书而读之。呜呼，吾神怆矣！此教会、殖民二主义之不可恃也。”

    陆费逵有感于中国学习外国教育之缺陷，特别指出：“吾人日日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不求知人之长，又安能取以益我哉？甚至所谓外国，皆指日本，一若外国仅一日本，日本即外国。又若日本有者，各国皆有之；日本无者，各国皆无之。于是不究利害，不考国情，事事规仿日本。夫日制善者吾采之可也，其不善者，吾可求欧美之善者而采之，方能取法乎上，不落人后也。”陆费逵强调，对“各先进国之所长”，要“善取之以补裨吾国” 。 

    陆费逵还满怀忧虑地呼吁出版业同人在教科书主权和利权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所作为，不要瞻前顾后、不敢前进。他指出：“学部编辑之教科书，将次出版矣。今虽未知其详细，然其将来销数必有可观也。闻学部亦照日本国定教科书办法，许民间翻刻，吾同业诸君，其速谋之。或公同组织一贩卖所，或有资本者独立翻刻。利源所在，主权所在，勿逡巡却顾，坐失权利也。”虽然，后来清政府学部统编出来的教科书并没有实现“一统天下”的企图，但陆费逵呼吁同行们需要高度警惕的是，教科书发行产生的巨大利润会被当时实力强劲的日本商人所侵吞。他说：“日本人可惧哉，支那教育利源可羡哉，已在申营业者，固已几夺我席矣。近闻泰东同文局，又集有百万资本，谋营业之扩充，诸君其亦有闻乎？” 

    创办中华书局

    陆费逵不囿于“坐而言”，而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起而行”。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确定的“本局宗旨”之一就是“融合国粹欧化”。他指出：“敝局同人在前清末年感于文化机关之被人侵略，于是筚路蓝缕地设一纯粹华人自办的文化机关——就是今日的中华书局——以为抵御文化侵略的工具。”陆费逵确定的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基调是：“本最新之学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紧密联系政治变迁、社会发展和教育思想的新陈代谢，因应形势、与时俱进、顺应潮流、坚持创新，陆费逵使中华书局教科书立于不败之地。陆费逵“智察千里之外，虑周百年之远。有大疑难当机立断，方针既定，萃全力以赴之，必贯彻而后已。”他在政治夹缝中争取占先机，求生存，洞察、捕捉、追随和把握时代潮流的脉搏，不断革故鼎新，这正是中华书局教科书成功的关键。他提出教科书主权建设，注意于实际上之革新，非仅仅更张面目，以求适合于政体而已。正是由于有正确的教科书思想作指导，陆费逵才在带领中华书局为我国近代教科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以“完全华商自办”相号召还是基于他对中国教育特别是教科书主权和利权的深谋远虑。陆费逵反对外国对华文教侵略，高度重视我国文化教育主权，他认为：“文化侵略比任何侵略都可怕。一国的文化事业若不幸落于他人之手，那种危亡的事实立刻就可实现。因为潜移默化的文化侵略一发展，虽有坚甲利兵作抵御的工具，也很少有用，所以近年来发扬本国固有文化的声浪与国民革命的事实为正比例的增长，也就是这个缘故。”

    在陆费逵怀抱教科书主权梦想开创中华书局后，中国教科书市场发生了“鲇鱼效应”。中华的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始终影响不衰，甚至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少中华的老课本重新出版就是明证。著名学者邓云乡则这样回忆说：“商务出教科书最赚钱，中华出教科书发行量也很大，可谓旗鼓相当。”从历史长河主流和客观后果上看，商务与中华的教科书竞争加速了我国教科书事业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