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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11月20日 星期三

    山崎丰子与中国

    ——悼念山崎丰子

    李德纯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1月20日   05 版)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正西风黄叶季节,从读书报惊悉山崎丰子因心脏衰竭,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遥望东瀛浩茫天宇,前尘后事齐涌心头。

        光景是1980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协定,笔者同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长吴介民同志应邀去日本进行学术访问。日程中按排同日本社会派女作家山崎丰子座谈。她同已故有吉佐和子、曾我绫子并称为当今日本文坛“三大才女”,三位极富个性,其高雅风度令人起敬。根据山崎丰子同名小说《华丽的家族》改编皈的电影,赢得我国广大观众的赞许。此前,我以极大的兴趣读完这部卷帙浩繁三卷之多的鸿篇巨制,曾建议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是我们此次向日方提出拜访山崎的缘由。我们在日本文化交流协会成长在我国精通汉语的横川健君陪同下,搭新干线去她大阪附近的堺市家中访问。果然名不虚传,她口无遮拦,机锋透辟,不让须眉的阳刚形象定格在我的脑子里。老吴怂恿我将评析她作品论文的要点译给她听。出身外交的我避开锋芒,王顾左右而言他,渲染在中国图书馆借她的书得登记排队,而且书皮已磨得油光油亮……云云,并半开玩笑地说她稿费一定可观,她倒是老老实实告诉我,距离享受奢侈生活路途遥远着呢,并杷书房譬喻作“监狱”, 脱稿掷笔就如同“出狱”。

        岁月如梭,1983年又是秋空雁飞时节,笔者受日本大学艺术学部之聘,作为客座教授讲授《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约我去大阪叙旧。他在一家料亭为笔者接风洗尘,正在品茗谈兴正浓时,也不知山崎丰子从哪儿得到消息,突然给笔者打来电话,司马命他曾就读的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后辈中文系主任相浦杲代接电话,此公很快回来说女士指名让我亲自去接。司马问是哪一位,相浦说是山崎,司马大笑不止,表示让她也来共餐。我便走向电话亭,原来是邀我去她家作客,并一再郑重其事地叮嘱我切勿带任何人去。对此我感到迷惑不解,同时也为这住女作家消息灵通而折服。

        灯火阑珊,我冒着淅沥秋雨搭乘女士派来的专车到她家,稍事寒喧,她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她计划创作一部中国题材长篇小说,打算挤出时间自费去中国实地采访体验生活,取得第一手材料,希我代为牵线搭桥,我表示待请示国内后再告。

        1984年落英缤纷时节,我在北京机场同睽违一年的女士重逢。山崎已故弟弟东京商科大学好友玉置收,现任野村证券公司驻中国代表,是夜在建国饭店为他的乾姐姐设宴洗尘,山崎的每日新闻社同事驻京记者也应邀陪席。此人是位“中国通”。山崎知我是名“烟枪”,特意送我一条美国高级香烟,我打开后递给记者一支,并开玩笑说是“借花献佛”。此人也回敬一句“我还不想见马克思呐!”乾姊弟不解其意,我笑着对记者表示歉意并对两位乾姊弟解释说:汉语的“佛” 即日语的“神仙”,而日本人把刚作古的人才称为“佛”;至于马克斯云云是毛泽东对“死”的幽默比喻。山崎似乎意识到写中国题材并不像她想像的那样轻而易举。

        次日深更半夜我正在酣睡梦中,山崎打来电话:

        “李桑(日语“先生”的谐音)!请替我买机票,我要回日本!”

        “奥内桑(日语“老姐姐”),怎么啦?”

        “那位翻译不行,我没法开展工作!”

        “别急呀!我同接待单位联系一下 ……”

        此后,派出我们社科院外文所精通日语的青年学者夏刚负此重任,笔者也忙中偷闲同行。夏君深得女士信任,并于日后为他办了赴日进修。如今夏君夫妇二人全家都定居日本,这是后话。

        1984年10月,山崎丰子第二次来中国采访中,在牡丹江同一位在柴油厂工作的劫后余生日本孤儿交谈,当这位孤儿刚懂事时,苏军出兵东北,他所在的“开拓团”奉命疏散。及至艰辛跋涉到达日本驻军的伯力,日军早已仓皇撤离。许多人气得失声痛哭,只好扶老携幼继续踏上逃亡之路。半路上好不容易遇见了日军,他们则以幼儿哭声会招来苏军,命令就地处死五岁以下的幼儿,这位孤儿的父亲亲手勒死可爱的女儿。这凄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位孤儿心中挥之不去。1983年他回日本探亲时,形单影只的生父恳求他留在身边。当他真诚而坦然地说起中国的养父母,语言中都是感恩和对繁华落尽见真纯的感动,毅然拒绝生父的要求,回到中国养父身边。作为作者,这位孤儿的生活体验是多数作者不可遇的,女作家听着不禁潸然泪下。这一素材,最终促成了长篇巨制《大地之子》(1991)的创作出版。

        女作家在小说中写道:“关东军为了阻止苏军进攻,破坏了公路和桥梁,实际上是断了开拓团老幼妇女的退路,造成八万人丧生和下落不明。他们都是一贫如洗的贫雇农,响应国家的号召而上当受骗,被国家遗弃在大陆的荒郊漠野,尸骨无存。”这种集体的“受害者”心态,就成了山崎丰子以苦难、离散这一“伤痕文学”题旨的有力依托。正如文学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正是他们心中创伤隐痛,一直在鼓舞女作家去追寻,并以他作为主人公取名陆一心,在逃亡路上与队伍及家人失散,无数次遭遇艰险、又无数次幸运逃脱,流落长春街头,被中国一对老年教归夫妇抱养,是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分水岭。在他们的精心抚育下,他解放后大学毕业,并入了党。改革开放后,陆一心被提技为重工业部计划司处长,参加上海宝钢同日方技木引进谈判,他不知道担任日方首席谈判代表、东洋制铁上海事务所长松本耕次是他的生父。当年他父亲应征入伍去了东南亚前线,陆一心们在开拓团逃命时,同五岁的小妹失散,小妹在那穷僻壤小村庄的贪穷农家被收养为童养媳。一心爱人江月梅巡回医疗途经河北古城县相遇。松本通过国内“日中心连心会”得知女儿现名张玉花及其地址,也来到古城。此时小妹已在哥哥的怀抱中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恰在此时松本也从上海赶到,扑在女儿尸体号啕大哭,父子相追认了。形单影只的生父恳求他回归日本,留在自己身边。尽管一心由于是日本人,而为相恋多年的中国一位部长的女儿所拒,文革中又被打成日本特务。多年折返于梦境与现实之间的人生经历,他还是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已是中国大地的儿子,保有了浓郁的中华文化传统气息。白山黑水的点点滴滴都已融入了他的血脉当中,他怀着质朴的感恩之心,毅然留在中国养父母身边。

        山崎丰子为创作《大地之子》,经笔者从中斡旋,三年期间四次风尘仆仆穿梭于赤县与东瀛之间,每次都滞留三、四个月之久,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重点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在中苏边境开办的“开拓团”所在地和所谓“战争孤儿” (二战中跟随父母前往中国东北地区,在日本战败前后与父母失散,遣弃在中国的日本儿童。他们在中国收养家庭中长大,大多于1976年至1999年12月间陆续返回日本。)集中的我国东北,以及小说主人公工作生活的上海宝钢和北京几个部委。在农村,女作家住在农民家中体验生活;在内蒙同劳改犯一起荷锄到田间劳动;在新疆深入监狱取得感性认识,前后采访一千多名中国人士及过去的那段时光血脉相连的一群人,有了他们的佐证,这部小说无疑也就更加丰厚生动起来。

        《大地之子》入手处是家庭,山崎丰子要改变家庭伦理。一心是日本人,这是不可改变的,但他抛却自己的国藉,以中国养父为真正的父亲,养肓之恩胜过了血缘亲情。按诸常情,一心在养父家长大,对其充满了感情。儿童对养父母眷恋,长大之后也敬重他们,给予回报,此人之常情。当一心重回父亲的日本之家,一时难以适应,有作客之感,亦是正常之事,但不适之感必不会持续很久。其后一心的养父母养育了他,供其读大学,在他身陷牢狱之灾,长途跋涉到北京上访营救他,这些都在他感情深处留下永不可磨灭的烙印。

        由于《华丽家族》电影在中国博得空前好评,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三次接见这位女作家。当女作家向胡耀邦牢骚满腹地表示:“当时采访很难,去不了农村,而地方官员称病不见,我想撤退了。”胡耀邦做个手端机关枪的姿势对这位为人正直、坦诚、遇事不隐瞒自已观点,直抒已见召睇的女作家说风趣地说:“有困难我帮你解决,要想撤退是懦夫,我就要用机枪突突你。”山崎丰子说没有胡耀邦的大力支持,就没有《大地之子》。山崎的书房里仍珍藏胡耀邦曾用过的笔。

        山崎丰子长崎与女秘书野上孝子女士居住在大阪,最近10年身体出现僵化,不易动弹,创作《大地之子》呕心沥血历时五载,病了两次,不无感慨地表示:“在我有生之年,再想写以现代中国为背景的类似《大地之子》这样的小说,看来是不可能的了。”曾经考虑辍笔。新潮社著名编辑斋藤曾对山崎说:“你是应该将笔和纸带入棺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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