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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11月20日 星期三

    纪念

    为什么多丽丝·莱辛更重要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1月20日   04 版)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不可思议的多丽丝·莱辛死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道,“你永远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在文学世界里坚如磐石的人物说走就走了。真让人震惊。”

        出版商哈泼柯林斯11月17日声明称,莱辛“于今晨早些时候在伦敦家中平静过世”。她享年94岁。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

        2007年,88岁的莱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创下了该奖历史上最高龄得主的记录。

        当年受到她作品激励的一代妇女,如今也已到了祖母的年龄。

        她以1950年的《野草在歌唱》出道,以1962年的《金色笔记》和五部玛莎·奎斯特小说奠定一世英名,多家中国出版社译入她十几部作品,最叫座的却是一本小品:在文艺社交网站豆瓣上,《特别的猫》得到了比其他任何一部莱辛作品更多的评价。似乎《金色笔记》那个有名的开篇已无法让人惊恐甚至好奇: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这是安娜和摩莉,新时代的“自由女性”,敢于抛弃反动、堕落和无能的男人,带着孩子单身在外谋生,更敢于独立思考,做出生活和政治上的决断。摩莉说:“我下过决心,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女性。”

        《金色笔记》是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女性小说和知识分子小说的结合体,也是女性觉醒,行动,以及对身份困境进行痛苦反思的标志性文本,1962年在英国出版时,正值战后西方女权运动的初潮,此书亦被女权主义分子视作文学宣言书,莱辛本人却不想被简单定性,因而始终拒绝这一标签。事实上,在小说中,无论是“自由女性”还是“新女性”,这些称谓出现时,总是带着几分反讽的意味,安娜最后甚至认识到,应该以“找个男人”作为人生药方和紊乱生活的补救办法。

        阿特伍德11月18日在《卫报》撰文时,提到了有四位美国总统头像的那座山。她说:“如果20世纪的作家有一座拉什摩尔山,那么多丽斯·莱辛必将刻在上面。像阿德里安娜·里奇一样,她至为关键,所处的那一时刻,正值性别差异堡垒的大门不断溃决,而妇女面对着日益增加的自由和选择,以及日益增加的挑战。”

        “怀疑精神,似火热情,以及幻想的力量”

        1919年10月22日,多丽丝·梅·泰勒生于波斯的克尔曼沙赫(今伊朗的巴克塔兰),六岁时便随父母远赴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家里经营农场,但从未成功。多丽丝上的是索尔兹伯里(今哈拉雷)的一所天主教修女学校,14岁便因眼疾辍学,再未回到课堂,但她从没有停止读书,在完成自我教育的同时,也走上了作家之路。

        1939年,多丽丝嫁给小科员弗兰克·查尔斯·魏斯德姆,生一子一女,1945年再嫁德裔犹太难民和马克思主义者戈特弗利德·莱辛,再生一子。两次婚姻各持续了四年,她于1949年带着第二任前夫的德国姓氏回到英国,次年出版《野草在歌唱》,以白人主妇与黑人男仆之间不可逾越的悲剧故事,写尽非洲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之恶。

        1952年,她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开过“八到十次”支部会议,虽然于1956年那个多事之秋退了党,但此后长期保持着政治热情和左翼态度,不断出现在反帝反核的街头示威队伍中。莱辛的“西方进步作家”的身份,即从此被苏联和新中国的文学界认定,她的长短篇小说开始在中国出版,早在1956年,《野草在歌唱》便被译成中文。

        她回忆当时的社会空气,冷战的气氛“深入一切”,那是一种“非常有毒”的,“非常像多疑妄想狂”的气氛,“它意味着每个人的反应都是极端的,要么拥护,要么反对。”

        1997年,她对《沙龙》解释自己的政治取向:“资本主义死了。它已经完结了。而未来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在短时间内,我们将拥有公义、平等,妇女、残疾人、黑人———一切人等的同工同酬。这种空谈令最聪慧的人所信,也让我产生兴趣。”

        从1952年到1969年,她陆续出版了《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描写主人公玛莎·奎斯特在政治与女性意识上的双重觉醒。在此期间出版的《金色笔记》,则以深刻的自省和精妙的结构,成为真正的现代文学经典。瑞典学院在回顾莱辛的创作道路时,特别向此书致敬,称之为以20世纪的视角,揭示男女关系的少有的“一部先锋之作”。

        不应该将多丽丝·莱辛和艾丽斯·门罗做比较,她们是两个维度上的作家,经历、气质、风格完全相异。但我们又忍不住做一点比较。

        《卫报》曾说她是“一位十分多产,争议不断,以描写月事、政治和女性神经官能症闻名的文坛著名老太太”,诺贝尔奖的授奖辞则形容她为“女性经验的叙事诗人,一直以怀疑精神,似火热情,以及幻想的力量,详细描写一个分裂的文明”。同样要宣布的授奖辞,说给门罗的简洁明快,只有八个字:“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大莱辛,小门罗。“我们没见到一个醉鬼”1990年代,多丽丝·莱辛开始缩减公开活动的次数,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写作,但仍于1993年5月访问了中国。回到英国后,她撰文回顾了这次东方之旅。节译如下:

        我们仨,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我,代表英国文化协会,作为主要作家组织的客人,去了中国,为时两周。我们每个人都被分别告知,我们将发现板着脸、不苟言笑的人海包围我们,盯着我们,他们害怕和外国人讲话,而且随时随地都在吐痰。

        一位在北京工作了五年的美国记者说,这都是真的,直到三年前,人们还很害怕引起注意,就连自行车的铃铛都做了消音。

        我们去了北京、上海、西安和广州(现名广东[原文如此]),到处都是欧洲来的游客,但是从日本、南朝鲜和其他邻国来的更多。我们发现了微笑的、大笑的、活泼而友善的人民,他们从不吐痰,从不盯着人看,接触外国人只是为了帮忙,从我们身上挣钱,要不就是学着挣钱。

        大学生们很了解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至少懂的和美国学生一样多。

        这是一个急于成功的国家,决心好好干事,充满了能量、信心、能力。我们没见到一个醉鬼。每个城市都用标语向你致意,比如“中国用十亿个微笑欢迎你”。

        吓人的是,人人都能自由地谈论一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

        莱辛写道:“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对人民发动的战争。”她又说,关于“文革”的书可以出版,而且也大量出版了,她还写到了中国当时“广泛讨论的两大现象”:一亿失地农民和“小皇帝问题”———指独生子女的一代。

        “我们没有进入中国的贫困地区。我们的向导自信地说,没有贫困地区,没有贫困的农场。”她有所警觉,却做出了错误的记述。“直到最近,学校讲授的历史还是从共产主义开始的:帝制的过去被忽略掉了。”莱辛的观察是有偏差的,有些问题也不是很懂。但当她在“友谊餐厅”对一群三四十岁的杂志编辑和作家谈到自由主义的时候,他们问她:“什么是自由主义?”

        新来的莱辛文集

        多丽丝·莱辛去世后,译林出版社立刻宣布,已经获得了莱辛十二部作品的版权,将在今后三年内陆续出版或再版。首批书目为《金色笔记》、《天黑前的夏天》、《幸存者回忆录》和《第五个孩子》。

        今年早些时候,该社已将《野草在歌唱》收入“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丛书,重新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七部一套的译林版艾丽丝·门罗作品集刚刚上市。

        借用莱辛的话:“这是一个急于成功的出版社,决心好好干事,充满了能量、信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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