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多丽丝·莱辛更重要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不可思议的多丽丝·莱辛死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道，“你永远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在文学世界里坚如磐石的人物说走就走了。真让人震惊。”

    出版商哈泼柯林斯11月17日声明称，莱辛“于今晨早些时候在伦敦家中平静过世”。她享年94岁。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

    2007年，88岁的莱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创下了该奖历史上最高龄得主的记录。

    当年受到她作品激励的一代妇女，如今也已到了祖母的年龄。

    她以1950年的《野草在歌唱》出道，以1962年的《金色笔记》和五部玛莎·奎斯特小说奠定一世英名，多家中国出版社译入她十几部作品，最叫座的却是一本小品:在文艺社交网站豆瓣上，《特别的猫》得到了比其他任何一部莱辛作品更多的评价。似乎《金色笔记》那个有名的开篇已无法让人惊恐甚至好奇: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这是安娜和摩莉，新时代的“自由女性”，敢于抛弃反动、堕落和无能的男人，带着孩子单身在外谋生，更敢于独立思考，做出生活和政治上的决断。摩莉说:“我下过决心，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女性。”

    《金色笔记》是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女性小说和知识分子小说的结合体，也是女性觉醒，行动，以及对身份困境进行痛苦反思的标志性文本，1962年在英国出版时，正值战后西方女权运动的初潮，此书亦被女权主义分子视作文学宣言书，莱辛本人却不想被简单定性，因而始终拒绝这一标签。事实上，在小说中，无论是“自由女性”还是“新女性”，这些称谓出现时，总是带着几分反讽的意味，安娜最后甚至认识到，应该以“找个男人”作为人生药方和紊乱生活的补救办法。

    阿特伍德11月18日在《卫报》撰文时，提到了有四位美国总统头像的那座山。她说:“如果20世纪的作家有一座拉什摩尔山，那么多丽斯·莱辛必将刻在上面。像阿德里安娜·里奇一样，她至为关键，所处的那一时刻，正值性别差异堡垒的大门不断溃决，而妇女面对着日益增加的自由和选择，以及日益增加的挑战。”

    “怀疑精神，似火热情，以及幻想的力量”

    1919年10月22日，多丽丝·梅·泰勒生于波斯的克尔曼沙赫(今伊朗的巴克塔兰)，六岁时便随父母远赴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家里经营农场，但从未成功。多丽丝上的是索尔兹伯里(今哈拉雷)的一所天主教修女学校，14岁便因眼疾辍学，再未回到课堂，但她从没有停止读书，在完成自我教育的同时，也走上了作家之路。

    1939年，多丽丝嫁给小科员弗兰克·查尔斯·魏斯德姆，生一子一女，1945年再嫁德裔犹太难民和马克思主义者戈特弗利德·莱辛，再生一子。两次婚姻各持续了四年，她于1949年带着第二任前夫的德国姓氏回到英国，次年出版《野草在歌唱》，以白人主妇与黑人男仆之间不可逾越的悲剧故事，写尽非洲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之恶。

    1952年，她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开过“八到十次”支部会议，虽然于1956年那个多事之秋退了党，但此后长期保持着政治热情和左翼态度，不断出现在反帝反核的街头示威队伍中。莱辛的“西方进步作家”的身份，即从此被苏联和新中国的文学界认定，她的长短篇小说开始在中国出版，早在1956年，《野草在歌唱》便被译成中文。

    她回忆当时的社会空气，冷战的气氛“深入一切”，那是一种“非常有毒”的，“非常像多疑妄想狂”的气氛，“它意味着每个人的反应都是极端的，要么拥护，要么反对。”

    1997年，她对《沙龙》解释自己的政治取向:“资本主义死了。它已经完结了。而未来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在短时间内，我们将拥有公义、平等，妇女、残疾人、黑人———一切人等的同工同酬。这种空谈令最聪慧的人所信，也让我产生兴趣。”

    从1952年到1969年，她陆续出版了《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描写主人公玛莎·奎斯特在政治与女性意识上的双重觉醒。在此期间出版的《金色笔记》，则以深刻的自省和精妙的结构，成为真正的现代文学经典。瑞典学院在回顾莱辛的创作道路时，特别向此书致敬，称之为以20世纪的视角，揭示男女关系的少有的“一部先锋之作”。

    不应该将多丽丝·莱辛和艾丽斯·门罗做比较，她们是两个维度上的作家，经历、气质、风格完全相异。但我们又忍不住做一点比较。

    《卫报》曾说她是“一位十分多产，争议不断，以描写月事、政治和女性神经官能症闻名的文坛著名老太太”，诺贝尔奖的授奖辞则形容她为“女性经验的叙事诗人，一直以怀疑精神，似火热情，以及幻想的力量，详细描写一个分裂的文明”。同样要宣布的授奖辞，说给门罗的简洁明快，只有八个字:“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大莱辛，小门罗。“我们没见到一个醉鬼”1990年代，多丽丝·莱辛开始缩减公开活动的次数，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写作，但仍于1993年5月访问了中国。回到英国后，她撰文回顾了这次东方之旅。节译如下:

    我们仨，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我，代表英国文化协会，作为主要作家组织的客人，去了中国，为时两周。我们每个人都被分别告知，我们将发现板着脸、不苟言笑的人海包围我们，盯着我们，他们害怕和外国人讲话，而且随时随地都在吐痰。

    一位在北京工作了五年的美国记者说，这都是真的，直到三年前，人们还很害怕引起注意，就连自行车的铃铛都做了消音。

    我们去了北京、上海、西安和广州(现名广东[原文如此])，到处都是欧洲来的游客，但是从日本、南朝鲜和其他邻国来的更多。我们发现了微笑的、大笑的、活泼而友善的人民，他们从不吐痰，从不盯着人看，接触外国人只是为了帮忙，从我们身上挣钱，要不就是学着挣钱。

    大学生们很了解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至少懂的和美国学生一样多。

    这是一个急于成功的国家，决心好好干事，充满了能量、信心、能力。我们没见到一个醉鬼。每个城市都用标语向你致意，比如“中国用十亿个微笑欢迎你”。

    吓人的是，人人都能自由地谈论一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

    莱辛写道:“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对人民发动的战争。”她又说，关于“文革”的书可以出版，而且也大量出版了，她还写到了中国当时“广泛讨论的两大现象”:一亿失地农民和“小皇帝问题”———指独生子女的一代。

    “我们没有进入中国的贫困地区。我们的向导自信地说，没有贫困地区，没有贫困的农场。”她有所警觉，却做出了错误的记述。“直到最近，学校讲授的历史还是从共产主义开始的:帝制的过去被忽略掉了。”莱辛的观察是有偏差的，有些问题也不是很懂。但当她在“友谊餐厅”对一群三四十岁的杂志编辑和作家谈到自由主义的时候，他们问她:“什么是自由主义?”

    新来的莱辛文集

    多丽丝·莱辛去世后，译林出版社立刻宣布，已经获得了莱辛十二部作品的版权，将在今后三年内陆续出版或再版。首批书目为《金色笔记》、《天黑前的夏天》、《幸存者回忆录》和《第五个孩子》。

    今年早些时候，该社已将《野草在歌唱》收入“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丛书，重新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七部一套的译林版艾丽丝·门罗作品集刚刚上市。

    借用莱辛的话:“这是一个急于成功的出版社，决心好好干事，充满了能量、信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