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平:书写我自己生活的土地

    凡一平拥有标志性的光头，常常戴个墨镜。乍看上去，很有“老大”的作派。但是他的新作《上岭村的谋杀》里，却透出无限温情。

    虽则书的封面是黑底红色的肃穆，腰封有“一起乡村谋杀引发的人性与道德悬案”、“聚焦当代农村现实的重磅新作”这样的解读，但是，他对于亲情那种节制隐忍的表达，那种不需要理由甚至没有原则的信任，穿透了残酷的现实，因此我依然愿意把他的小说归结为温情，因为这是打动我的最不动声色又致命的力量。

    他也常常把现实生活中的人名、地名融入小说。比如他的小说里曾出现借广西省作协主席东西名字的“东西大学”，再比如他所在的“广西民族大学”，这几乎成了他的标志性元素之一。此次《上岭村的谋杀》中鬼子和他纯美的爱情小说《水做的绳子》也出现了。海明威说过，如果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头描写墙上挂着一支枪，那么到了小说的后半截这枪肯定应该打响。我曾经反复琢磨鬼子的“枪声”会响在哪里。想必凡一平不是为鬼子植入广告，他是否在暗示纯粹美好的爱情，已经令人绝望地远去了?

    可是，当我试图透过他漆黑一片的墨镜解读藏在后面的无限玄机时，凡一平突然乐了，他摘掉镜子，用沙哑的声音满不在乎地告诉你:就是好玩儿嘛!

    读书报:尽管有诸多很有实力的中短篇，我想可能读者对你的印象更多的是来自影视作品，比如《理发师》、《寻枪》等。第一部被改编影视的作品是什么?与谁合作，怎样的机缘?

    凡一平:我的第一部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寻枪记》，被改为电影《寻枪》，也是陆川的导演处女作。他不是第一个喜欢上《寻枪记》的导演，也不止一个导演看上《寻枪记》，但他是喜欢得最执著的一个。陆川为剧本整整苦熬了两年，始终没有放弃，这恐怕是其他导演所做不到的。陆川为什么特别喜欢《寻枪》?我想主要除了小说有一个通俗而又脱俗的故事外，陆川发现了小说的意义，就是“枪”象征着一个人的生命或精神支柱，有的人“枪”丢了以后，拼命去把它找回，而有的没有找到。我知道陆川是在为这个意义而激动、奋斗。他同样有马山寻枪的精神，不然就不会有今天的电影《寻枪》和陆川。

    读书报:与影视结缘，对自己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以影视改编为界，此前和此后的作品风格发生变化了吗?为什么你的作品那么有影视缘?

    凡一平:我曾经说过，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我创作的原则始终如一，那就是从心灵出发，要写得好看耐看。我追求小说的好看耐看追求了三十年，许多小说达到了好看耐看的目标，这可能就是有影视缘的原因。

    读书报:走上文坛是在哪一年?能否谈谈走到今天的创作轨迹?

    凡一平:我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诗歌《一个小学教师之死》，发表在诗刊上，这是一首叙事诗。当我发现我擅长于叙事后，便开始写小说。先短篇后中篇，逐步有经验和自信后写长篇，至《上岭村的谋杀》，我已经写了五部长篇小说。前四部主要写的是我感受到的都市生活。《上岭村的谋杀》则是我第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读书报:《上岭村谋杀》是一部可读性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作品，你把背景放在了家乡，并且上岭村也确实是你生活了16年的村庄。书中的人物是否也是现实中的人物?为什么直接将乡村的名字和乡人的名字直接用于作品?

    凡一平:从桂西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三级公路的对岸，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环抱的村庄，就是上岭。它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我十六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就在这里。但是《上岭村的谋杀》却与上岭无关。我只是借用了与我祖籍有关的名字、环境和外壳，写了一个我蓄谋已久又与我乡亲无关的谋杀故事。我这么设置和处理，是我太想让外人知道上岭这地方了，她风景非常的优美，我的乡亲淳朴善良却又十分的聪明、机智、幽默和乐观。

    读书报:促使自己正视成长背景和内心世界，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为什么写作这么多年后，才开始正视和书写自己生活的土地?

    凡一平:对我来说，家乡是我生活过的地方中最净洁的土地，我最纯真的岁月也是在那里度过的。自从我离开了那里，进入都市，我被各种欲望骚扰、引诱、腐蚀，尽管我努力地进行着抵抗———用了四部长篇小说对我的都市生活进行批判和解剖。但我还是觉得我已经不天真，不干净了。我要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我?我能变回去吗?而我认为最纯净的家乡这么多年也在变化着，我的村庄生态越来越好，我的乡亲也变得比以前富裕了，但是欢乐却比以前少了很多?这是为什么?我必须重视这个现状，就像审视我自己一样。

    读书报:这部小说构思和写作用了四年时间，这部小说写的过程，你提到是既沉重又激动，为什么?

    凡一平:2007年某天，我回到上岭。此次归来距离我上次的返乡，相隔了十一年。这次的返乡，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我亲切而隔阂的上岭，熟悉而又陌生的乡亲，让我关切和疼痛。从那年以后，我年年回家。期间我还争取到政府十万元钱给上岭修建了一个码头。殊不知正是因为这十万元的码头，差点造成了众叛亲离的后果，因为我不允许我的亲戚染指这十万元钱，而修建码头的人又没有用好这十万元钱，建起的码头差强人意。我被亲戚抱怨，被村民误解。但是我不做任何解释。我依然年年回乡。回乡，只要我回乡，似乎这才是我的乡亲所期盼的。如今，只要在每年的某个重要节点，乡亲们总会看到我坦诚的脸孔，而他们回报我的，只有热忱。亲善似乎又出现在我的村庄。但我还是沉重。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实的农民命运，总是像磐石一样压迫着我。它压迫了我很多年，无论我是在金光大道的城里还是在纸醉金迷的经历中，它始终是我挣脱不开的梦魇，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为此我激动不已并且不遗余力。

    读书报:那么你所说的“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是指什么?为何写完后“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

    凡一平:因为我写的是小说，不是新闻和报告文学，所以不能记流水账，我要把大量的生活素材变成艺术作品，这就需要杠杆和角度，具体地说就是切入点。这非常难。但我还是找到切入点了，就是一个村里的恶霸自杀又被认定是他杀的案件。现在看来我这个切入点是正确的。

    我写了一部内容与我以往不同的小说。“心灵的救赎”是指我以往的小说总是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对让我无愧的农村生活。而我现在的笔触调转了方向。我回来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

    读书报:故事中尽管写谋杀，却没有真正的坏人。因为你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书中的每个人物，必须那么做。对于笔下的人物，你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情感?

    凡一平:我曾经见过一个我认为是坏人的人，他说:“我有今天是因为我太善良了。”所以人是多元的或复杂的。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我对人都是以慈悲心肠去对待。

    读书报:《上岭村的谋杀》被列为“八桂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创作岗最新成果”，这是怎样的一个项目，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凡一平:“八桂学者”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科教兴桂战略的一个重要项目。经过层层选拔，2013年把文学创作岗设在广西民族大学，由作家东西为团队负责人，团队成员有黄佩华、李约热、朱山坡和我。我们五人在五年时间内，每人要写出两部长篇小说，一共十部，用这十部长篇小说再次展示广西文学的创作力量和成就。用东西的话说是，“射十次门，总会有一次漂亮的进球!”（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