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无彩凤双飞?

    卫礼贤之大名鼎鼎，只要涉及中德文化交流史的人，都不会不予关注。但我则认为，对作为文化使者的卫礼贤，自当保存敬意，对作为北大教授的卫礼贤，评价则不必太高。这固然是因了他专业水平有限，情趣主要在汉学研究上;也还因为，他对于德语文学，也还缺乏更深入的专门性探究。尽管如此，作为德国汉学家的卫礼贤，其本国文化素养仍值得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卫礼贤开的两门语言课，是三、四年级合班的“德文尺牍”、“德文作文”;另开了几门专业课，一是“德国大思想家之人生观及宇宙观”(Lebens-und Weltanschauun-gen der grossen deuschen denker)，一是“德文修辞学及文体学”(Deutsche Stilistik und Rhetorik)，这两门课都是给三年级学生开的，后者加了一个小注“用书:同前”，

    看来是有教科书的;还有二年级的“德国近世文学概论”(Einfuhrung in die moderne deutsche Dich-tung)与三年级的“德文诗学”(Deutsche Poetik)。卫礼贤的德国文学修养看来尚可，这几门课若完全没有功底也是开设不出来的。

    且看当年弟子、日后巨子的学生们是如何评价他的。张威廉是北大德文系首届学生，他回忆说:“后来学校又增聘了一位韦礼贤博士来教学。他是汉学家，曾译过《论语》、《孟子》、《道德经》等书。记得他曾叫我们译过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汉译德这门课由德国汉学家担任是最理想的，只是不容易做到。……韦礼贤不但通晓故汉文，汉语也说得正确流利，曾在北大大礼堂做过一次公开讲演，博得不少掌声。”卫礼贤显然不只在北大做过一次讲演，有记录的至少有两次，可见他与北大是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的。而就学生评价来看，卫氏的真才实学，即便是当年的北大学生也是承认的。可卫氏与北大的因缘早就开始了，1919年6月15日他即曾来北大讲演，据《德国尉礼贤到京演讲通告》称:“德国尉礼贤博士(Dr.Wilhelm)本彼邦哲学家，到中国已十一年，精通华文，尤研究中国哲学。已译成德文者，有论语、孟子、老子、列子、庄子及大学、中庸等，现正译周易，近适以事来北京，本校特请于十五日午后五时，在第三院大礼堂用华语讲演。

    演题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之关系’，届时全校同人均可往听。”其时恰在“五四”之后，张威廉说的讲演有可能就是这一次。而卫礼贤在1924年也曾在北大做过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内容是关于老子、孔子和康德伦理学的比较。其思路则在于:“我想借此机会向听众介绍一点真正深刻的西方哲学，因为这些年从美国引进来的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实在令人可怕。”这里表白的路径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德国(欧洲)思想的立场坚持，以及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全球态势表示的怀疑态度。应该承认，卫礼贤虽然不是学院中人，但其整体思路是站高望远的，对于整个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来说有其补偏救弊的功用。据说，卫礼贤当时在北大每周课时即达20小时，而且还在师范大学与医专兼课，并有两个昔日的青岛学生与其共事。他自己这样回忆说:“我接受了北京大学的德国文学与哲学的教授聘请，工作量相当重，但同时与学生的交流也能彼此受益。此外我还在师范大学与其他高级研讨班做报告，涉及哲学、教育学与西方哲学史等。我有时用英文讲，有时用中文讲，在北大上课时则主要用德文并杂以中文的解释。”虽然我们相信卫礼贤充沛的精力与过人的本领，但如此旁收并择，就注定内容难以深入独到，更何况是需要术业有专攻的德国文学。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无法找到卫氏当时讲授这些专业课程的讲义教材或追述回忆，当年的学生们，诸如张威廉、商承祖、冯至等，均未能就此提供材料，这至少说明他们的印象不深，能记得他的，只是他关于孔子、老子与康德的比较的讲座。相反，北冯南张都不约而同地对欧尔克的专业水平推崇有加。这种比较中隐含的学术评价差异是不难得出的。好在卫礼贤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在德国文学上与其同僚们一争雄长，他的一门心思与宏大志愿，都放在了德国汉学学科的创立问题之上。这，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事业。冯至入北大要晚一些时间，先是1921年入预科，直到1923年才正式登堂入室进入德文系。对于当时的师资情况，冯至表示遗憾，因为不但顶梁柱欧尔克教授走了，“其余的那位在德国享有盛名的东方学者W.博士也辞了职回到法兰克福去当大学的中文教授”。虽然冯至更为倾心的显然是欧尔克教授，但卫礼贤显然也是学生们所关注的。实际上，卫礼贤与冯至的关系值得考索，这不仅是说作为知识精英个体的跨文化交流存在某种互动或传承关系，而且也意味着德国汉学与中国日耳曼学出现了必然的交集，这其中的文化侨易之妙尤其值得追问。而且冯至当时也确实曾与卫礼贤有过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当时《小说月报》请卫礼贤撰写《歌德与中国文化》一文，此文日后被收入《歌德之认识》(温晋韩译)一书。冯至则受托将此文中所引用的歌德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译为中文。这种关联性无疑是有趣的，因为正是这种涉及一民族最为精英型人物和思想的工作，就必然使得参与者耳濡目染、获益匪浅。对于一个具有高素养的知识精英而言，只要是具有基本训练，对母国文化不可能过于疏漏。就卫礼贤学术生涯的表现来说，其个人原创性的思想确实不可谓太多，但我相信，他至少是具备了高等知识积养的人物，而且有着触类旁通、善接地气的优点。也就是说，他在北大德文系表现出的“德国元素”，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其实，就友人对他的评价以及他自己的工作来说，德国文化/学术始终是他的重要资源。所以，他虽然对中国有情，甚至情深无比，但仍改变不了他内心深处的“德国心”，因为这才是任何一个具有民族元气者必然有的“本色之爱”。从来就不可能有什么绝对超越民族性的“世界公民”，也从来没有什么可以仅仅存在于本民族的“自我封闭”。卫礼贤这样的人物，其文化史意义怎么高估也不过分。他的“身份三变”，值得特别推敲，即传教士—外交官—讲学者。除了没有做商人，他的社会经验可谓相当丰富，更有趣的是，这些身份转换的完成，都是在中国的事。这仅从民族性角度是解释不了的，因而就需要一个更为宏阔的全球视域。当然，他更加看重的一个身份，并且努力孜孜以求的，是汉学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口头汉学家名号，而是在德国大学里落地生根的汉学讲座教授。这里的玄机，或许正如他自己对欧洲的忧患意识:“我们欧洲人还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吗?或许我们将被其他民族所取代?这些民族继承了我们文化中技术上的东西并且比我们消耗更少，它们不是谈论其文化的没落，而是感到自己的文化正在重新复兴。”而他提出的方案是:“我们必须检查自己的精神武库，尝试发现哪些是欧洲思想路线中需要保持的，哪些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另一方面要弄清，欧洲思想在哪些地方出现了断裂，不能再长期维持下去。”这样一种非常“有我”的思路决定了卫礼贤的中国文化观具有极强的当下与本土意识，而这并没有导致他的极端化，他坚定地拒绝所谓的“东方化”，强调“简单照搬东方思想既不受欢迎也行不通”;他极富智慧地指出:“只有通过有机地发展自己拥有的财富资源，才能富有起来。”我觉得卫礼贤对中国资源的选择是非常有趣的，譬如他翻译《太乙金华宗旨》(Das Ceheimnis der gold - enen blute)与《慧命经》。这两部书都不太容易读懂，但作为道教的经典之作，其思想史意义很重要。甚至，连中国学者都不太容易深入堂奥，可卫礼贤做到了，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荣格日后心理分析学说之立定发明，与其大有关系。所以，卫礼贤对整个德国乃至西方的现代思想的发生、发展和变创是有着非常重要之贡献的。说到头来，涌到心头的竟是一句唐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卫礼贤是一个德国人，他有一颗德国心，但他的一生事功，尤其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贡献，固然不能与他的德国身份相分离，但仅有这个也是不可能的。要想理解这点，就必须理解他的“中国情”，这种情结，不仅是一种感性的亲近，更是一种发自内心对于知识探求的渴望和自觉。而“德国心”与“中国情”的交融无间，则正是卫礼贤之所以成为世界公民的根本所在。他是一个世界级的大人物，是思想者，是预告明天的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