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对外汉语教学琐谈

    近偶翻民国时期报刊，在1940年10月19日的《燕京新闻》上，读到一篇题为《外人华语:洋学生必修三年，说与写同时并重》的未署名报道，发现与时下的“汉语热”及汉语国际教育颇有关系。报道不长，为便于分析，特抄录于下:在燕京大学的课程内，有一门功课叫“外人华语”(ForeignerChinese)的，大概一般人知道的很少。这门功课是专为外国同学而设，为了想知道燕京外国学生如何习中国语言，所以记者特于星期五下午去拜访这门功课的教师吴天敏女士于心理系办公室。当记者说明来意后，吴女士脸上露出笑容，并稍带惊奇的样子，因为以前注意这个问题的人实在太少了。下面是吴女士对本报记者的谈话:“今年选修这门功课的外国学生一共十二个人，研究院五个，本科七个。若按已往的人数来说，本年的五个研究生，可算是外国研究生选修此门功课最多的一年。按学校规定，本课为三学分。凡外籍学生必修此门功课三年，以前对于教学方法，并无一定系统。然自前年起，我编了教科书六本，每学期限定读完一本，如此方有些程序。不过外籍学生来本校求学者，其华语之程度不一，所以虽只是十二人，不得不按程度分成三班授课。”“以前的教法，偏重于说或写作，而有造成畸形发展的危险。现在为避免这种弊病，教科书的前二本是白话。写作与说并重，以后渐加文言和对子的作法。

    最少也使他们了解些中国文化;今年的研究生有采用《孟子》为课本者。但是并不是必修，他们在课外读，在班上回讲，虽然讲解有时发生错误，但是他们都很感觉到兴趣。”最后，女士说盼望记者能够有功夫去旁听一次。在感谢之余，我告辞回来。这位记者后来是否去旁听课程，我们已不得而知。仅从这则“旧闻”里，我们即可了解到，虽然当时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社会影响较小，甚至基本不为大众所知，然而燕京大学的汉语教学却已有了一定的积累，从吴天敏先生鉴于“以前”的教法“并无一定系统”，而从1938年起自编教材推测，该校的汉语教学最迟始于1937年。课程有专门名称“外人华语”，性质为必修课，属于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次的学历教育的组成部分，区别于一般的语言培训，学分、学时均有明确要求，已发展得较为系统、完备。符合完整的汉语教学体系对“三教”即教师、教材、教法的要求:有专职教师、专门教材和专业的教学方法。尤为重要的是，燕京大学的课程安排和教学实施充分考虑到了外国人学习汉语不同于中国人的特点，通过查阅其他相关史料，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与此有关的更多事实，发现这可能与陆志韦先生自1938年夏天起学术发生转向及主持燕京大学校政有关(参见陈远《逝去的大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课程主讲吴天敏为心理学系教师，她1934年6月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研究生期间即配合陆志韦先生对中国“比纳—西蒙”智力测验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同时，吴先生可能受陆先生的影响，亦“由生理心理以知语言学之大要”(陆志韦《古音说略》自序)，进而非常关注语言教学和研究问题。

    《燕京新闻》1939年12月2日报道，燕京大学研究院院长陆志韦及吴天敏、郭绍虞、董璠等发起成立国语教育研究会。在发起宣言中，研究会就实用和理论两个方面各提出了三项研究任务，其中实用方面第三项任务就是“怎么样教外国人国语”。一周之后，《燕京新闻》发布国语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已于12月5日举行、通过会章并选出理事的消息。吴天敏任成立大会临时主席。大会对研究分组进行了合并调整，设国语教学研究组，选举吴天敏、陆志韦、董璠三人为理事。其次，教材的编写，不仅遵循“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注重中国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且提出以教材为纲，融教学法于其中的理念，提倡说写并重，以救片面强调书面语(翻译法)或片面强调口语(直接法)之弊。教学的实施以课堂教学为主，按学生的汉语水平分班授课;区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注重兴趣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这已大不同于民国初年“外国学生知道怎么学而教师并不知道怎么教”的情形(参见温云水《民国时期汉语教学史料探究》)。事实上，吴先生不仅教授汉语，编写教材，而且从教学实际出发撰写研究论文，尝试从学问研究的角度对汉语教学进行思考和定位。1941年5月她写就论文《国语读本里各词分写的问题》，发表于《教育学报》当年第6期。文章开头说:“这一两个月以来，精力与时间都不容许我再作这一类的文章。不过我越想越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抽出点时间来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就是汉语教材中词和词连写、中间不分开，易对学习者造成困扰，如“下了雨天气就凉快了”。而“尤其感觉困难的就是外国人，中国人不论儿童成人，多少对于国语里的词是有点熟悉的。外国人初学华语的时候，一切的词，除非是他学会了的，在他面前都是陌生的。所以根本在一句串写下来的话里，他没法子分辨哪个字跟哪个字是一家，哪个字跟哪个字不是一家。而且他学会了的词他也不能因地位或用法之不同而作变通的看法。”为了便于学习，吴先生提议在词与词之间留出一点儿空白，使读者一看就可以知道哪个字独立为词，哪两个是一块儿的，哪三个是一块儿的。因此上例可据此重写为:下了雨天气就凉快了。毋庸讳言，吴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针对性，这种书面上分词的处理办法对今天的汉语教学仍然很有启发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也许是国内目前见到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注汉语国际教学问题的论文。同时也是吴先生1979年刊发《初生到三岁儿童言语发展记录的初步分析》之前的唯一一篇语言学论文。燕京大学的“外人华语”教学究竟止于何时，我们尚未找到直接的材料，不能给出确定的时间，但从此文及1941年12月陆志韦先生入狱推测，可能止于1941年底或1942年初。基于这些事实和判断，吴天敏先生等燕京学人在汉语国际教学领域可以说有筚路蓝缕之功，理应在汉语国际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先生都未能因此而彰名。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就是在1949年之前，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始终没有充分发展为一门学科，没有成为一项专门的事业和一种专门的学问，从事此项工作的一般通称为“教员”或“教师”，而不是“教授”或什么“家”，这一点可以说渊源有自。例如，《兴华》杂志1916年第13卷第48期刊登了一则图片，名即为“南京美在中先生与教授初来西人之华语教员合影”。实际上，截至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教育界仍有不少人认为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只是“匠”，而不能成为“家”。可能正由于此，1985年吴先生去世后，《心理学报》编辑部在当年第4期刊发的《敬悼吴天敏先生》一文中，仅提到吴先生为儿童心理学家、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她倾注心力和智慧的汉语教学似乎早随历史的烟尘散落，也好像一切从未发生过。

    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史的探究一直较为薄弱。心理学界关注吴先生在本领域的贡献，记录其荦荦大者，本无可厚非。而探究了这段历史的汉语国际教育从业者、学界同仁，则应因此而勇于承担使命和责任，追记并接续曾经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各位先贤、前辈。从我们目前查阅的资料看，民国时期虽有类似于吴先生的具有较丰富的现代教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知识的汉语教师，但更多的则是从未被具名的普通教员，他们可能仅作为外国人学习、练习汉语时正确与否的监控者、陪练或语言伙伴，生前身后均寂寂无名。其实，无论哪一类教师，及其所开展的汉语教学、开发的教材、探索的教学法，都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而且对当下的精神文化资源大有裨益。人文学科的底蕴就在于薪火相传、点滴积淀。值此汉语国际推广事业蓬勃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日渐成熟，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史的探索日益受到重视之时，抚今追昔，不胜感慨，特作是文。